在克里米亚的地下活动

当我和我的朋友扎依采夫到达克里米亚时，革命（指1905年革命——编者注）已经衰退。

克里米亚以光明的太阳、灿烂的花园，以它的整个春天的美丽迎接我们。我们离开车厢走进了西姆费罗波尔。

全体工人战斗阵线(PAME)在萨洛尼卡的示威

当萨洛尼卡国际贸易博览会开幕（2016年9月10日）之时，PAME（希腊共产党的工会组织，据说有80万成员——译者注）在萨洛尼卡市中心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游行的规模很大，也富有活力。数千工人、失业者、青年和领养老金者到达了展览中心。“左翼”政府总理齐普拉斯在那里，超过5000名警察保护着他，不让示威者靠近。示威者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喊着口号，然后游行队伍向市中心继续前进。

1、引言

在最近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试图重新开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争论。我们认为，苏联体制的崩溃并不必然带来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经济注定是无效率的。通过更新和扩展了来兰格（1967）和约翰森（1977）[1]提出的推理线索，我们断言，现代信息技术已经使得建立既平等又高效的计划经济成为可能[2]。我们提到这几点，是为了把当前的论文放在一个讨论背景之下，但我们并不试图在这里为这些观点做出证明。本文的目标更加具体，就是要反驳哈耶克在1945年的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所做的批判。

引言

1953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日内瓦参加了旨在结束朝鲜战争的和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老游击队员、人民共和国的设计师之一，在被问及对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周恩来回答道：“下结论为时过早。”他的意思是，法国大革命不单纯是历史，它仍在继续发生作用，任何对它的评价都为时尚早。周恩来这句齐泽克在他关于罗伯茨比尔的书中引述了的机智回话使笔者想到，在写作这篇关于库尔德工人党的文章时，就像对于法国大革命一样，在语法上不能使用过去时，而应该使用现代时。这就使得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评价变得益发困难。本文与其说是要揭示库尔德工人党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还不如说是探讨它的形成。为此，本文将聚焦于思想集团形成期（1973-77年）、建党期（1978-79年）和作为政治变革工具的革命暴力的组织期（1980-94年）。本文将揭示，库尔德工人党不仅从土耳其的革命左翼那里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武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