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迄今为止，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政策上整齐划一是中国国内政治运动的一大特色。本文却试图表明，即便在“大跃进”（1958—1960年）这样非常“激进”的时期，中国国内的政策也是多种多样的，至少在国民健康领域是这样。政出多门是造成这种多样性的原因。由于各决策平台所持的观点、面对的政治压力、掌握的资源各不相同，制定出来的医疗政策也各具特色。医疗“大跃进”失败的真正原因并非冒进和滥用行政权力，相反，问题出在领导层政策缺乏一致性、决策权条块分割上面。由于决策权分属不同的部门，在医疗问题决策权的分配上充满了冲突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各部门制定周密详细的策略以期获得、保持一定的政策范围而又不受其他部门掣肘。

危机和腐败时代的信仰之路

• 何吉贤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3期

余则成是一个有报国热情的爱国青年，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被裹挟进了救国的热潮中。一个有报国热情、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在那样的时代，大体也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献身救国，进入国家机器，同时在个人的操守上又洁身自好。另一种当然是“寻找光明”，“投奔延安”。前者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因为“在黑夜中梦想着光”的人，很难不将民族的危亡嫁接到对内政腐败的“愤懑和失望”中，并进而转化为继续“梦想着光”的动力。因此在历史的展示中，前一种选择常常最后会通往后一种选择。当然，后一种选择也并不是终结，这是后话。

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东斯拉夫三巨头会聚小别

1991年“8•19事件”后，作为苏联政权核心力量的苏共被迫停止活动，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各种分裂势力异常活跃。随着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苏联大厦摇摇欲坠。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等人开始筹划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苏联。经过一番准备，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决定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一起举行三个东斯拉夫国家领导人会晤，来商讨苏联的最终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