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的说法，去年五·八以后特别流行。从大洋彼岸的余英时到他在这边的私淑弟子，望着美国使馆的玻璃茬子无不痛心疾首，咒骂起‘义和团’和其他各类痞子。余英时住在人均GDP高高在上的地方，自然见不得一点风吹草动。而这边的一些学者，据郝建先生坦白，连冒充乞丐的念头都有过，却乡勇民团似地紧急集合到富人区外围昼夜巡逻，嗅嗅那部书，一股子民族主义――纳粹的前兆！摸摸那出剧，民粹主义的反骨见棱见角！读这些人的名片，是自由主义者；看这些人的神色，像联防队员。

酒后经济学随笔轰炸大使馆事件十年纪念

想当初我刚进大学的时候还是个纯洁无暇的小男孩（说纯洁是客气的说法，换个方式来形容就是头脑简单，知识贫乏，容易被唬住），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一进大学，我立刻被图书馆吓住了——人类居然能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堆砌那么多的文字！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图书馆是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虽然被纪念的许多人并不配住在里面。当时我读书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除了上点专业课应付考试（确实是应付，大学四年我的平均到课率在10%以下，我可是学工科的），每周去踢三场球，偶尔打打游戏，其余的时间全部都在读书。其中30-40%的时间在读期刊，剩下的时间躺在床上看我借来的书。

作者：布罗代尔（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张慧君译 顾良校

在马克思去世一百年后的今天，对眼下搞历史学这一行当的人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否还有用处，是否真能派得上用场？有关马克思思想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大问题，但《世界报》向我提出的问题，只是要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讲述一个历史学家的感受。好罢，我将仅限于问题本身，就事论事地谈一点个人认识。

*(一八三五年十二月)
马克思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时光飞逝，共和国转眼到了50大寿的日子。这50年可不平常，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欢欢喜喜，悲悲切切，既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也有说下尽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摆起一个龙门阵，让平头百姓和学界泰斗把盏对饮，让工人农民和商界巨头同桌共话，让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唇枪舌剑，我想那场面一定会是热闹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话题，就有可能是讨论50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30年与后20年的关系：究竟是前30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30年为后20年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