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心目中，乌托邦社会的实践，总是同残暴的独裁以及对公民社会自由的压迫联系在一起。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这样的结果是意料之中的。虽然在英国，人民日益认识到宪政改革的必要，但对这一改变可能意味着什么的设想却很审慎。也许可以公开讨论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替代性的议会选举制度，但废除议会民主制度本身却不可思议。本章的目标就在于去思考不可思议之事，具体而言，就是要论证一种激进的民主体制。我们将勾勒出古代希腊民主的一个现代版本，并且证明这种民主制度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珠联璧合。
民主与议会制度
历史上最为讽刺的事情是，几千年来都被视为寡头政治标志的投票选举制度，竟然在当下被认定为民主的标志。
在反乌托邦的小说《1984》之中，乔治奥威尔发明了“新话”（new speak）这个词来讽刺英语语言的堕落，连“自由即是奴役”“战争即是和平”等说法都能被人们不加察觉地接受。他所暗指的，是语言对于我们思维的控制力。当权力当局可以重新定义词语的意义之时，他们使得“颠覆”真就变成不可思议的了。“议会政治”就是“新话”的一个例证：一个被伪装了的矛盾。让我们重新回到古希腊民主意义之源头。这个词的另一半含义，即是“权力”或者“统治”（power or rule）。因此我们有了独裁政体——由一人统治，以及贵族整体——由贤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统治。民主制度的意义在于由平民（demos）统治。大部分评论家将其翻译为由“人民”（the people）所统治，但是平民（demos）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意义，那就是由普通人或者穷人统治。
亚里士多德在描述他所处时代的民主制度时，对于民主即是由穷人所统治这一事实有清晰的认识。对于认为民主仅仅意味着由多数人统治，他给出了如下的例子作为反驳：
假设一个城邦共有一千三百人，其中一千为富人：倘使这一千人占据了治权。对那三百个出身贫穷而同他们相等的自由人全不分配公职，人们总不能说这是平民政体!（《政治学》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290b）
但是他所言是他的假设，“毕竟现实是富人在哪里都是少数，而穷人在哪里都是多数”。于是他给出的具体的定义即是：
“我们可以认为大部分自由民并不富有但占据多数并行使主权的地方是民主制度。由富人以及出身高贵之少数人统治的则是寡头政体。”
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他进一步说道，在希腊“抓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性质。”（《政治学》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294b）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所谓的民主程序，应该叫做psephonomic程序（希腊 psephos: 用纸票来投票）才更为准确。通过粉饰阶级关系的实质，那些意识形态将投票的权利与对于权力的运用加以混淆。事实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财阀寡头制政体。财阀制度即是有钱人的统治；寡头政体即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上述即是现代国家的独特原则。现代国家，被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历史的终结，是自罗马共和国以来最佳的阶级统治模式。然而当它行使精神和世俗的霸权之时，却总像是在排除所有的竞争。有效的力量处于一系列同心圆的之中。当他们通过议会或者内阁与首相或者总统接触的时候，这些同心圆便会聚集收缩，成为贵族制。这一权力以资本的名义公开地被形式，现在所有人都接受了政府的职能是服务于商业目的的说法。而国家的最高目的就是财阀制度。
财阀集团的权力产生于其对雇佣劳动的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专政本质，并没有因为投票的权力而被废除。Psephonomia或者说选举，只是选择个别寡头的程序罢了。选举的程序同时赋予了寡头们统治的合法性，使他们能够从底层阶级中招募最“好”和最精力充沛的成员。即便是最好的情况，选举也不过是将寡头制变成贵族统治。
亚里士多德将寡头制视为对贵族制的背离：
“无论怎样试图从字面上区分贵族制和寡头制，贵族制描述了一种基于美德而非基于财富的统治。然而寡头制在富人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并存的所有地方，都已经被看做是贵族制。”(《政治学》，1293)
用“精英管理”取代“贵族政治”这一用词的变化，集中体现了自19世纪初以来英国社会的历史性变化，即议会向那些有美德但不一定具有优越出生的人开放。但是关键问题并不在于那些出生微贱的个人被招募来担任公职，而是谁掌握权力。所有其他的都是虚幻的。
“区分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是统治者财富的多寡。其本质，是政治权力衍生于经济财富权力……即是寡头制。不具有财富的人拥有权力即是民主制。恰好像我们方才所说，世上常常是富户少而穷人多。”（《政治学》，1279）
代议制政府和民主是两个相反的两个极端。民主制度是基于穷人和没有地位的人的多数人的统治；代议制，是职业政客的统治，而他们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阶级立场上都是属于寡头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写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时，明确地追随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定义，其中写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暴力推翻贵族政府，建立无产阶级统治，对于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来说，和民主制度是等同的。他们在1852年就讲过，无产阶级统治即是无产阶级专政。
“独裁者”产生于罗马共和国而非希腊。它指的是在紧急状况下，一个个人按照法律条文被授予暂时进行统治的权力。然而这种临时性的独裁权，有变质为终生统治的自然倾向。列宁和斯大林就曾是罗马共和国意义上的独裁者。但是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么？当然不是。他所指的是一种不受保卫私有财产的根深蒂固的宪法权利约束的大众民主制度。两千五百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是这样描述这种民主制度的：
又一种平民政体同上述这一种类似，凡属公民皆可受职，但其政事的最后裁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在这种政体中，[依公民决议所宣布的]“命令”就可以代替“法律”。以法律为依归的平民政体，主持公议的人物都是较高尚的公民，这就不会有“德谟咯葛”（德谟咯葛本意为“平民领袖”，其人常常为公民大会的“演说家”，旧译为“奸雄”或“民众煽动家”。——中文译注）。德谟咯葛只产生在不以法律为最高权威的城邦中。这里，民众成为一个集体的君主；原来只是一个个的普通公民，现在合并为一个团体而掌握了政权，称尊于城邦。（《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292）
那么这些群众煽动者们提出什么呢？共产主义式的措施比如取消债务和财产的再分配。①
一个民主制度要对于无产阶级有用，群众必须成为统治者，能够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颁布违背成熟的土地和资本财产权的法令。
直接民主还是苏维埃式民主？
在左翼历史中，有另外两种可选的制度能够替代议会制：苏维埃制度以及共产党专政。后者统治了苏联和东欧半个多世纪。然而今天，它早已崩塌，只有极少数西方人依旧支持这种制度。不过，依旧有许多人多愁善感地眷恋苏维埃的理念。还未被列宁式专政败坏的苏维埃，被视为无产阶级权力的最初的清白形式。我们在此特意用了“多愁善感”一词，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虽在内心深处向往苏维埃体制，却十分愿意以“现实主义”为借口接受议会政府。苏维埃的构想成为了某种道德保障机制。
这并非低估了苏维埃的信奉者作为暴动机构对于推翻议会政治的重要性。但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经验做出某些概括：
(1)，只有在一个专制制度或绝对君主制度被推翻之时，才倾向于形成苏维埃制度。他们似乎很难从议会制度下产生。
(2)，苏维埃制度仅仅当他们被武装（成为工人士兵的苏维埃）之时才会产生革命的影响力。只有在军事上失败的情况下，才会形成武装的苏维埃：1871年的法国、1905年和1917年的俄罗斯、1919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
(3)，只有当苏维埃被一群意志坚定且具有凝聚力的革命者带领，才能推翻现有统治。否则，就像巴黎公社那样，或是葡萄牙革命的工人委员会，他们无法抑制地倾向于脱离当时的国家权力，直到他们自我解体为止。
(4)，他们为一党国家提供了理想的中介。这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套受限制的公民权，以及从低级到高级苏维埃的间接选举制度。这样就有利于团结共产主义者中潜在的大多数。这样的共产主义统治很可能是任何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的先决条件。
苏维埃是短暂的过渡阶段而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国家体制形式。一旦这样的制度被规定下来，就很有必要将原先的制度进行修改并写下来，以确定谁有以及谁没有投票权。委员会不能仅仅模糊地由工厂工人和士兵组成。然后就会有通过普选定义区域宪政的压力：因此就有了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缺乏详细明确的备选宪法方案的话，苏维埃政权会很容易发展为一党专制或者资产阶级代议制。
对于斯大林主义（乃至列宁主义）之前的纯粹苏维埃民主的怀念，来自对列宁《国家与革命》的无批判的接受，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思乡情结。在这本书中，列宁为马恩思想，尤其是他们对于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反思，做了精彩的辩护。基于俄罗斯的现状，他认为应当“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六章）。可惜的是，这样一种真正的民主国家，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了相当不同的东西。
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苏联的历史进程是布尔什维克政党代替了无产阶级，中央委员会代替了党，最高领导人代替了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不需要再强调。这一列宁时代就已经确立了的进程，在斯大林手里走到最后。
新制度的西方社会主义者批评家通常都赞同《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论概述。他们只是强调列宁的理论与后来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一些人责怪列宁和他的政党理论，还有些人责怪当时俄国艰苦的社会环境，抑或是斯大林、赫鲁晓夫或者戈尔巴乔夫。但是很少有人将矛头对准列宁最初描绘工人委员会的构想。
仅仅对比理论和实践，好的动机与肮脏的行为，这并不是批判。相反，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由《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论模型导向苏联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个模型描绘了一个从工厂工人与士兵当中选取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会议代理人来组成最高苏维埃的体系。为了保证代理人对工人负责，代表们必须服从罢免，并且他们只收取与工人的平均工资。后面的条款源于巴黎公社的经验。针对伯恩斯坦将巴黎公社谓为向原始民主制度的倒退的嘲弄，列宁如此辩护道：
“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三章）
这一章很关键。这个反问句也是恰当的。但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问，列宁对于“原始”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刻。原始民主的典型特征是，所有的市民被无一例外地召集来执行国家的职能。但是这样执行的制度比列宁能够设想的一切都要激进得多。
古典民主制度
所有市民②的多数投票进行统治，是古希腊民主（demonkratia)最初以及最主要特征。一般是通过公民大会（eklesia）上的举手表决。平民（demos）主权并不是像在资产阶级制度中一样，委托给的选举产生的职业政治家的议会。与之相反，普通的劳动人民，即当时的农民和商人，聚集在一起探讨、辩论以及投票表决与他们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问题。③通过五百人会议(Boule)而不是“政府”来执行行政职能。与现在财阀统治的议会不同，五百人会议不是由选举，而是由抽签决定的。会议的职位会轮换，个人在服务一年之后，也会被更换。④
这个会议没有任何立法权，而仅仅是负责颁布公民大会决定的政策。每个市民都有权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和表决，还能得到报酬，用于弥补由于参加会议而造成的收入损失。
第二个重要的机构，是陪审法庭（dikasteria）。这些法庭没有法官，审判官员（dicast）同时扮演裁判和陪审员的角色。他们使用选票和分配机器的复杂程序，以抽签的方式从市民中选择审判官员。一旦法庭上投票产生结果，则无法上诉。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通过控制陪审法庭来控制议会。
人们对选举充满疑虑，从不使用选举选择官员，军事官员除外。亚里士多德说过，选举制是贵族的而非民主的；选举制引入了独立选择的机制以及对于‘最好的人’，即aristoi，来代替所有人组成的政府。（《政治学》，1300）。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对于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显而易见的。在阶级社会里，“最好的人”就是那些富裕的人。穷人作为社会渣滓和乌合之众，当然“不适合”成为候选人。财富和声望密切相关。只有当选择像军事指挥官这种特殊能力必不可少的职位的时候，选举才被认为是安全。我们政治军事制与之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由于行政机构由抽签产生，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召去服务，这就造成人民的高度政治化。
“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事务也是熟悉的——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⑤
尽管列宁希望点心师治国，他却未能构想出实现这个梦想所需要的宪政形式。关于工人国家，列宁写道：
“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 （《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这里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议会制政府的国家形式之所以适合于有产阶级利益的形式，因为其基本原则是选举。亚里士多德很早之前就指出，这是一条反民主的原则。无产阶级独裁可以由一个选举会议建立起来，就像在巴黎公社那样，选举人和候选人都只来自无产阶级。但是这种制度无法通过选举长期维持。
“民主集中制”——一条死胡同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从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因为它试图在阶级统治的工具即选举制之上建立民主。根据这一制度，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优秀成员被组织在共产党里，通过工人委员会制度中选举出来组建工人政府。虽然选票被限制在工人之中，但这一事实并不能防止选举制度成为一种经典意义上的贵族制度。政治成为了政客的专职。像所有的贵族制度，会堕落为自私自利的寡头制，并最终被“诚实的”资产阶级财阀统治取代。
有人认为罢免权是对这一过程的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是很可笑的。罢免权作为条款被写入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宪法以及斯大林的苏联宪法当中，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罢免一名官员需要募集成百上千的签名。同定期选举相比，罢免注定是罕见的事件。但如果选举制就约束不住官员，为什么罢免制就行呢？至于官员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一条，谁来执行它呢？什么可以防止选举出来的官员为他们自己的其他利益投票呢？
民主制度在当下依旧可能么？
在约翰·布莱尼姆(John Burnheim)最近的一本书《民主的可能性》（1985）中，他提出一种被他称为“demarchy”（此术语是布莱尼姆自创，表示一种不同于当前选举制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没有政府和官僚制，而是基于各种随机选取的决策者团体。——译者注）的制度体系，这与古典民主制度极其相似。他想象出一种不同于民主国家的系统。权力在这个系统内是去中心化的，而决策过程由代表团中的代表进行，代表则是以抽签的方式，从与某个审议中的问题有正当的相关物质利益的人中选出。⑥
民主制度的倡导者，似乎对20世纪官僚主义国家提出了激烈的指责。但矛盾的是，经典民主制度的实践却是如此地新奇和陌生，以至于人们极有可能不自觉地抵制这种实践。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倡导者必须需要发起一个令人信服的提案，并回应一般性的反对意见。
现代政治学在感情上完全是精英主义的。他们认为，现代国家的复杂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有专业政治精英才能应付。虽然古代雅典的市民也许能够运营一个普通城市国家，但是他们在面对现代国家的全职官僚体系时就会措手不及了。因此，我们需要全职政治家们和有报酬的智囊团。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全职政治家们在面对坚决的行政部门时，并没有实际的力量，更无法激烈地质疑给他们提供事业机会的现有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对专业技能的论证混淆了两件事。一方面，在诸如公共健康、技术以及军事等领域的具体问题上，存在技术专家知识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还有普罗泰格拉所谓的“politike techne”，即政治判断的艺术。普罗泰格拉认为所有人都平等地拥有这样的政治判断能力。在处理利益分配问题上，Drumchaple的店员和威斯敏斯特市的议员具有同等的决策能力，考虑到他们都不具备所谓相关的专门知识。
另一个反对经典民主制度的常见说法是，这一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因此什么也不能教给给我们。一方面这种反对意见恰好是不相关的：直接民主制度的现代倡导者并不准备重新引入奴隶制度。此外，这个观点是以对古希腊社会的错误观念为基础的。雅典并不是奴隶主的政治，而是自由公民的民主。奴隶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大多数的公民并非奴隶主。大量的平民（demos）由贫穷的农民以及工匠组成。德谟克拉西（demokratia）的体制，是他在反对富人阶层即大地主大奴隶主们的阶级斗争中使用的工具。后者更赞同寡头制度制度，并最终在罗马帝国的帮助下强行实施了这一制度。
一个更加乏味的反对意见聚焦于规模问题。不可能把现代国家这么多公民都集中在广场上来讨论国家事务。但这个观点忽视了现代科技的力量。电视技术已经造就了地球村。⑦在每一台电视上装一个控制台，让我们每次电视讨论后进行投票。这在技术上不成问题。时事栏目定期抽取观众对政治家进行问责。在节目上，普通民众对政治家进行问责，其严厉程度远超过通常质询他们的二流政客。他们会让一个普通妇女就阿根廷战争中沉没的贝尔格拉诺号，对撒切尔进行问责。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去相信民众有能力在每次辩论之后进行重大政治决策。
现代国家，如我们所言，是基于中心化等级化的原则。民主制度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模型。在民主制度下并没有政府、没有首相，没有总统也没有政府首脑。国家主权力量是在人民大会手里。国家的特定职能由抽签产生的法庭或官员执行。权力既不会一直在底层也不会一直在高层，而是分散的。我们可以大致设想这些理念在今天可以如何实行。在一个层面上，人民主权可以通过电视辩论之后的电子投票来行使。为了保证人们得以普遍行使这种权力，电视以及投票电话作为宪法权利应无偿提供。这就类似于雅典给穷人参与陪审法庭之类公职的津贴。
由于只有一小部分要在国家范围内作出的决议需要让全民投票表决，其他公共机构可以由有多数票的陪审法庭进行监督。广播部门，水源管理局，邮政以及铁路部门都需要处于委员会的监督下。这些委员会的委员是从对应机构的用户和工人中抽签产生的。这样的委员会不对任何政府部长负责。恰恰相反，民主制度依赖的原则是，一个足够庞大随机样本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处于民主制度下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被召去服务于某种委员会。并非所有人都会服务于某个国家级的委员会，但是每个人都有望参加某个学校委员会，地方健康委员会或是工厂委员会。如果人们都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我们就不会再见到作为现代选民典型特征的愤世嫉俗和政治冷漠了。
民主与计划
对于经济计划，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制度。其中有两个由专业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各自制定的计划，然后由计划陪审团从中选择一个。只有最重大的抉择（税收水平、投资占国家收入的百分比、健康、教育等等）需要用直接普遍投票的方式表决。
前面章节提出的劳动时间决定价格的体系的重大优势之一是，它将国家预算政策的问题翻译成每个国民都能够理解的术语。而现在只有少数专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媒体人能够对预算做出正确的评估。要理解预算，就需要知道以英镑为计算单位的国家收入有多大。这从一开始就把大多数人排除在外了。然后，还要知道国民收入各种类别的收入者中的分配如何,由此估计不同收入所得税水平的回报。还需要知道销售了多少英镑的增值税商品，以及从中得到的消费税额。而在国家预算的另一面，还必须知道不同政府支出项目以及通胀补贴的费用估算。要全面理解政府财政收支，则需要只有财政才能得到的大量数据。
用劳动时间为单位来表达的话，整个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人们很容易理解，每周有三小时的劳动贡献给了健康事业，四小时支持了教育事业。如果年度投票单列出了公共支出的主要种类以及他们每项每周需要花费的劳动时间，人们看到投票单后，在到底愿意在这些服务上的付出更多或者更少的问题上，会形成自己的观点。
假设对于健康服务的支出，有人希望投票增加x％，有人希望不变，而有人希望减少x％。⑧这些投票都会被记录，并取得平均数，来增加或者减少国民保健体系预算。电子“投票单”很容易让人们必须做出不矛盾的选择。（例如，他们不能投票要求在所有方面都增加百分之百的投入！）
几年之后，可以预见支出水平能够稳定下来，然后随着民意缓慢改变。在通常状况下，希望增加和减少预算的人将大致持平，故而任何改变都会很微小。
尽管在财政支出水平方面进行民主决策是可行的，但对税收的独立的民主控制却不能与之相结合。如果税收和预算取决于不同投票结果，那么财政收支平衡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国会的预算和税收都是通过一系列不一致的投票决议来决定，其恶果也是众人皆知的。）更确切地说，单一基本税水平会自动调整，以支付人们投票决定的支出，以及形成其它收入形式如房租的津贴。选民在国家预算的支出方面下决定时，必须考虑到税收的影响。作为这一问题上的一个变量，选民可能首先要选择总体支出的水平（因此还有税收水平）。然后当她在某个公共支出类别上做出自己的决定时，“投票单”程序会表明在一个领域内投票作出的支出改变对预算的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
无领袖的（Acephalous）国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书作者提出的这一套民主制度——译者注）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依旧是一个国家。其中依旧包含一个少数人必须服从的有组织的公共权力（需要提醒读者，作者在此处似乎混淆了镇压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在国家出现以前，就已经有执行公共管理职能的权力机关了。——译者注）。平民（demos）可以用它来反对任何残余的或者新生的剥削阶级，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会是无领袖的（acephalous）：没有国家领袖的国家，没有国家作为阶级剥削工具标志的等级制。
各种公共权力的机构，都是通过由抽签产生的公民委员会来控制。媒体、公共健康卫生、计划与市场机构、以及其他各类工业部门都会有他们的陪审团。每一个陪审团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能力范围。比如能源工业的委员会当中，常常需要决定能源政策相关的细节，但是同时不能忽视公众的投票，比如逐步放弃核能的应用。会议的席位并不需要均匀地从公民中选出。比如公共健康会议，可以一部分从医药工作者当中随机选出，另一部分则从普通公民中选出。就如同布莱尼姆曾经说的，原则应该是，所有那些对此问题有正当利益的人应该有机会参与管理。
这个观点与社会民主和迄今为止的所有存在过的共产主义制度都有极大的差别。比如，计划不再是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由普通公民通过抽签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控制。由于这一委员会是抽签产生的，因此其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委员会自治于任何政府之外，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作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的自治机关—— 独立的中央银行，广播机构，艺术委员会，研究机构等等——的类似物。这些机关都并不一定需要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们的章程和它们管理者的社会背景会保证它们的运行。如果社会主义的类似机构有可供公众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体人民的监事会对其进行监督，而且它们的审议也是完全公开的，那么公众对于这些机构的控制就是有保证的。
Demarchic委员会的权力将是调节性或经济性，或者二者兼具。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需要一个复杂的调节机构才能得以运行。在当下的社会当中，某些调控被被我们认作法律，由政治家们制定，由国家权力执行，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从自治机构中孕育出来了。职业的机构规定约束其中成员行为的规章制度。贸易组织规定工业组件的标准，这对于迅速的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国际机构规定用电话、电报以及传真传输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标准。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规章仅仅影响某些特定生产分支或者社会活动，相关调控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也应该被限定为该领域内部的成员。在其他对于公众利益有直接影响的领域——比如广播电视或者某些对于公众健康有影响的过程，调控委员会就需要扩展到多数公民，通过抽签选举来代表公众利益。
Demarchic委员会的其他权力，都源于其对于人力和非人力资源的控制。一个委员会可能被委托管理某种公共不动产：建筑、古迹、交通线路、能源、供水设施。就它们是不动产而言，主要矛盾可能产生于使用上。人们会想到，资产阶级主导的负责古迹的委员会是如何拒绝让穷人进入巨石阵的。但是，就这些财产会逐渐损坏因而需要维护而言，即使不动产也必须以人力和物资的输入为前提。
一个委员会也会被委托管理机器、交通工具和原材料形式的动产。这对Demarchy管理制造过程更重要，因为它对所有制造过程都多少会有影响。我们假设所有这些动产最终都是由国家计划来分配的。管理项目的委员会可以使用这些财产，除非出现了更加紧急的使用的需要。
最后，还有委员会管理该项目成员的劳动。由于这一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可能被用于其他活动，从国家账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会劳动。相似地，流向这一项目的公共动产也是以用于再生产这些动产的那部分社会劳动为前提。因此，作为一种流，它也是抽象的社会劳动。一个委员会的动态经济权力最终都是对社会劳动的管理。
这种权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劳动预算的小时数来衡量的。但是以什么权利来获得这一权力，而谁又来规定这一权力的大小呢？
这一权力要么是从上往下移交，要么是人们自己来进行委托的。考虑一下管理学校的委员会的例子。它的权力是从某个地方或国家的教育委员会下放过来的。这一教育委员会拨给学校委员会一笔年度预算。让我们假定学校是当地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教育委员会的预算是由当地选民决定的。这些选民会每年决定从他们的年收入里扣除多少小时用于教育。
至于制造业委员会的情况，代表则是更加间接的。它的产品——也是是铅蓄电池——所对应的需求，并不是具体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较间接的社会需求。社会所需要的电池数量，是汽车、电话更换量、收音机等制造量的一个函数。只有国家或者长期联盟的计划机关才能对其进行计算。因此，只有计划机构可以决定电池生产的预算。
无论是当他们自己投票决定税收，或是投票决定委托在预算之内提供免费服务的demarchic会议，亦或是通过投票来选择商品的购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用劳动时间来投票决定这些商品的生产），在所有的情况下，民众都是权力最后的委托者。
古希腊平民（Demos）统治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制定出的防止上层阶级篡权的复杂宪政机制。这一平民的统治，在被马其顿和罗马帝国摧毁以前，繁荣了两个世纪。在那段的时期，他们创造了灯塔式的艺术、建筑、哲学、科学和文化，照亮之后的黑暗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黄金时代——启蒙运动，即是这束光明之下的自我觉醒。而这尊火炬只有在现代平民（demos）获得权力的时候，才会重新燃起。
注释
① 作者注，对于政治煽动家角色之讨论，见Ste Croix(1981, chapter V). 译者注，群众煽动者，可见古希腊的历史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记载。
② 公民资格排除了女人、奴隶和metics（用现代术语叫做外籍居留者）
③ 公民大会（eklesia） 和现代工人民主中那些自发组织，和资产阶级世界如此仇恨的大罢工会议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
④ 亚里士多德总结的古典民主主义者的论点如下：这些精神法意就是平等政体所由产生的基础，我们凭这基础进而研究它的各种特征。[在行政方面，]有由全体公民从全体公民中选举官职的任用制度；又有全体挨次进行统治，也挨次而被统治的安排；又有抽签参加政治机构的规定，至少是那些无需经验和专长的政治机构可凭抽签轮番参加；又对于任官资格完全没有财产定额的限制，或仅订立极低的财产资格；还有这种成例，除了军务以外，一切职司各人都不得连任，如真有连任的必要，也只限于极少数的职司，偶然可以有一二次的例外；最后还有这样的规定，一切职司——至少是尽可能多的职司——的任期应该短暂。[在司法方面，]有公众的法庭制度，这些法庭由全体公民或有全体公民中选出的人们组成，有权审判一切案件，至少大多数案件，包括那些最重大的案件，例如审查政务和财务报告、法制事项以及公私契约。[在议事方面，]有最高统治权应属于公民大会的制度，一切政事或至少是军国大事必须由公民大会裁决；反之执政人员就应该没有主权，至少应该把他们的权力限制得很少很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 第312-313页）
⑤ 伯里克利,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的。（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上册 中文版谢德风译 132页）
⑥ 芬利也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讨论了古代民主机制的潜在意义（Moses Finley ,1973）。 G. E. M. de Ste Croix (1981) 和David Held (1987)提供了更多关于古典民主的有用讨论。
⑦ 在十九世纪，密尔（J. S. Mill ）就已经主张铁路和报纸的发展使得古希腊广场（agora）的现代的更大范围的对应物产生成为可能。（参见芬利，1973，第36页）
⑧ 我们把怎样更精确计算选票的方法详细阐述如下。令x%为预算中一个项目在一年中可能改变的最大值。假定y%的人投票赞成这一项增加。这样，在排除掉非投票者的情况下，就有（100-y）%的人投票反对增加。假定支持者占多数，则增加[y-(100-y)]%=(2y-100)%。费用改变的结果应该是(2y − 100)x/100。如果所有人都投票支持这一增长，则预算增加x%；如果多数投票反对，则它减少x%的某个分数。
- 作者：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尔
- 翻译：懒羊羊
- 校对：黑夜里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