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赤望
民主，就一般意义而言，就是民众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决定公共事务的制度。这种制度据说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比如雅典。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所有拥有公民权的雅典人都可以参与公民大会，讨论公共事务，进行投票表决。与民主相对的，是不经投票而由少数人决定公共事务的制度，叫作专制。后来，雅典式的民主消失了，人类社会进入了专制的时代。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发展起来。在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还敢于同封建王公作斗争的时候，有时会举起民主的旗帜，以民主的名义为自身争取政治权利。而实际上，资产阶级只关心自己有“民主”，而不关心一般民众有没有“民主”，甚至不想让一般民众有“民主”。所以，在最初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往往被限制。比如，实行代议制，即由被选举出的少数人来管理国家。这种制度本身更有利于有权有势的人上台。而且，选举权往往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比如财产、受教育程度、种族、性别等，实质上是剥夺了下层群众的政治权利。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通过长期不懈的斗争，逐渐使得普选制在资产阶级国家落地生根，这是群众的伟大胜利。同时被无产阶级斗争所争取到的还有一般的政治自由，比如集会结社的自由。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民主制——资产阶级专政下的那一点民主，才得到发展。
但是普选制本身仍旧是是阶级妥协的产物，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即便是普选产生的政府，只要它没有（至少是决心）开始消灭剥削关系，它就仍然是剥削阶级的政府。而且，资产阶级会倾向于换掉不能阻止无产阶级掌握权力的政府。在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论战时，罗莎·卢森堡指出，“只要民主制一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事实上的人民利益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最典型的例子是三十年代德国法西斯的上台。二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国工人斗争不断，内外交困的资产阶级感到建立在议会制度上的软弱政府已经毫无作用了。17个工业和银行巨头上书总统兴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这表明，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无法继续利用议会制继续统治下去，于是他们迫切地希望建立法西斯政权。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勉强可以运转的情况下，普选制才能存在。一旦危机来临，阶级矛盾趋于激烈，整个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发生更为直接的冲突。这时候资产阶级就会立刻撕下议会政权的民主外衣，暴露出其阶级统治的本质，并且往往采取暴力手段来镇压群众。既然资产阶级必然要用暴力做最后的挣扎，那么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使用暴力就不可避免。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需要尽可能地争取政治自由，包括普选权和集会结社等权利。1905年布尔什维克党通过的决议就是如此：无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为了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都需要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就是需要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政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1905年）》）这种争取政治自由的战略，是符合列宁主义的。列宁在1903年说，“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是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然而，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资产阶级专政下的那一点政治自由，并不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完全的解放。无产阶级的完全解放，需要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组织起自己的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那么这个政权应该如何组织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871年，巴黎人民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公社是怎样组织起来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从此间我们可以看到，巴黎公社是由各区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这似乎和现代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没有什么区别。但实质上，由于当时大部分资产阶级都已经被逮捕或者驱逐，公社的代表主要来自工人阶级，这已经初步的表明了公社的性质和组织形式。在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工人、士兵和农民创造了自己的代表机构——苏维埃，通过苏维埃与沙俄政府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进行斗争。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便成为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如果说普选产生的巴黎公社还带有一些阶级模糊的性质，那么苏维埃从诞生开始就明确表明了其阶级性质——苏维埃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排除在外，完全由工人、农民和士兵选举产生。无产阶级为了进行社会革命，首先就要进行政治革命，无产阶级要组织起自己的民主政权，就要先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这体现了革命中民主和专政的统一。
但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民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残酷的国内战争，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境极度困难——俄国经济已经崩溃，粮食物资奇缺，工业瓦解，高尔察克、邓尼金的叛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来势汹汹，新组建的红军不仅要与白军作战，还必须能够驱逐外国干涉军。而这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反对党却不断进行颠覆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夭折。为了赢得内战，苏维埃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来巩固政权，所以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取缔反对党。此后为了防止党的分裂，布尔什维克党还取缔了党内派别。这在当时是必要的，这样做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争论，使得苏维埃能够集中力量来镇压反革命。但是，当反革命叛乱被镇压，外国干涉势力被驱逐，革命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制度，却延续了下来。
一党专政，在战时是击败资产阶级的锐利的武器。然而，一旦这种临时的专制被长期化，就可能会反过来成为党控制群众的工具。这和革命者们在实行这种专制时的动机是相反的。列宁在逝世前，察觉到了这种危险，但是已经无力扭转这个趋势。客观上，党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倾向于把维持自身的统治作为首要目的。李卜克内西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
仅仅凭借领导人和各级干部的革命精神，无法保证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尤其是官僚阶层的下一代，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享受着就学工作等诸多方面的特权，脱离普通群众，要让他们具有无产阶级意识，抵御剥削阶级思想，是非常困难的。历史本身也证明了，特权官僚们为了升级为资本家，把特权变成资产，不惜发动“来自上层的革命”，葬送社会主义国家，让全体劳动者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正因为社会主义不是毁在资本家手里，而是毁在无产阶级（至少是名义上的）“先锋队”手里。因此，苏东巨变后，社会主义者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如何防止革命的阶级的先锋队与革命阶级群众相脱离。
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只有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专政这一种模式？正所谓“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资产阶级有许多党派，无产阶级也一样。无产阶级虽然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但是在具体的政策问题上，仍然可能存在不同的主张。以苏联宪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宪法也都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如果我们认为这条规定需要真正落实，就得承认一点，在最初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之外，也可能会出现其他组织。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就是如此，允许并鼓励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当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颠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目标的组织，是不能允许存在和活动的。除了这种反革命组织，其他的组织应该被允许存在和活动。这些组织既可以以消极的方式参与政治，抵制执政党的某些政策如分田到户、国企私有化等，也可以以积极地方式参与政治，让自己的成员参加选举，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表达自己的声音。社会主义劳动者自我组织参与政治，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有效的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修正主义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地解散人民群众的组织。
这样，社会上可以对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自由的、公开的讨论，有利于形成比较科学的合理的政策，可以避免出现重大的路线政策失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十月革命前，列宁与老布尔什维克们就“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终于说服了战友，使得革命得以成功，假如当时党内不存在自由辩论的环境，列宁的主张得不到认可，俄国无产阶级也许会失去创造历史的机会。而在苏联中后期，政策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时的僵化的、官僚主义的政治环境下，对政策进行的公开讨论变得少之又少，官僚机构的强大惯性，左右了重要政策的制定。
在更加发扬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官僚主义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公共权力的运用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群众监督，社会主义公职人员的特权将会被约束，贪污腐化的现象将大大减少。这有利于避免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正是这个阶层构成了上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只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真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在代议制民主包括彻底的苏维埃民主制下，完全消除官僚主义仍然很难。因为人民选举代表，是少数人代替多数人行使政治权力，即便这些人是由选民选出，随时可以被替换，但是他们仍然在自身权属范围内拥有排他性的权力，换句话说，他们仍然是“官僚”，还有特权。对他们来说，仍然存在利用权力进行寻租的空间。要完全消除官僚主义的影响，需要采取更加彻底的民主制，或许需要采用更多的直接的而非代议制的民主。就像列宁说的，“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仍然有待于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