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黑夜里的牛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最根本的是经济也就是生产力的比拼。1980年代以前，苏联的经济表现总体说来是比较优异的。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相较深陷危机和萧条中的欧美，苏联的计划体制表现出了极大的优越性。但是，到了勃烈日列夫执政的中后期，苏联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落，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势在必行。但问题在于，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有两点：第一是，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从而废除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二，是用计划代替市场，从而消灭商品生产。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减少公有因素增加私有因素，削弱计划的作用提高市场的地位，因此所谓的改革实质上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至于这场改革的成败如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那么，苏联体制真的是积重难返，改革必然失败吗？有没有朝着另一种方向改革的可能性呢？

当然是有的。不仅有，而且苏联学术界和政界早已提出了这样的改革方向：用全国经济管理的自动化信息系统来代替庞杂低效的官僚体系，用机器大工业的计划代替工场手工业的计划，以解决苏联的经济管理问题。而这一系统的技术基础，就是全国性计算机网络。麻省理工大学葛罗维奇博士的文章《为什么苏联没有建成全国性计算机网络》，就是苏联全国性计算机网络计划的历史性考察。

我们知道，计划是用总体的理性的安排，代替无数个体分散决策的博弈。因此，这要求广泛的生产消费信息收集和强大的经济计算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在通信网络和计算机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完善的计划系统。在信息时代以前，这样的条件是不具备的，因此就只能用人工的体系来完成计划任务。但人工计划系统必然具有信息失真，计算能力不足，响应迟缓等问题，对生产力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了制约。基本的生产计划都无法完善，更不用说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和让生产准确反映消费者的实际需要。而且，这种主要是靠人来完成的计划机构，要求专业人员队伍的高度稳定性，体现在现实政治中，就是先锋队对管理工作的垄断。这种垄断造成了新的剥削阶级的产生，并最终导向了“来自上层的革命”。

1950年代以后，苏联紧跟美国，掀起了信息技术革命的热潮。控制论和计算机专家们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同时，也看到了这项新技术能解决苏联经济的许多实际问题。因此，他们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计划，推动苏联官僚集团予以实施。如果这些计划成功实施，苏联的生产信息可以直接从各个工厂通过计算机网络传送到中央计划机构，然后中央计划机构根据需求和生产要素的配置信息，计算出各个部门、各个工厂的生产计划，并通过计算机下达至各个工厂。这一变革的意义在于，计划体制的主体从管理者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机器——计算机系统。各种流程被固化在系统中，变成工作流，而官僚的地位就类似于流水线上的工人。格鲁什科夫就曾设想，“为每个官僚开发一项每日工作和每周工作的详细设计，创建他们职责的详细清单，清晰定义文档处理的次序，责任链，时间表，等等”，这其实就是让官僚们变成了计划大机器的“附属物”。

正因为如此，官僚集团就像害怕大机器的手工业工人一样，畏惧新的计划机器会让自己成为多余的或者无足轻重的人。因此，他们拒绝、拖延和阉割这一计划，把计划的机器，变成了计划手工业工人的工具，使苏联错过了进行正确改革的机会。正因为官僚们的本位思想，使得苏联未能建成全国性网络。所以，关键在于政治上的阻力而非技术不足。葛罗维奇博士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当然，新近的研究表明，要实现格鲁什科夫等人提出的计划，必须要有发达的通信网络和强大的计算机，而这些条件在当年的苏联仍然是不具备的。不过，经济上的需要是技术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力。如果苏联社会真的想要建立这样的系统，他们未必就没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开发出所需要的技术，就像当年的太空计划和核武器计划一样。而对我们来说，技术条件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条件。就好像蒸汽机已经发明出来了，但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用它来抽水，而不是把它当做工业的通用动力。我们看到，信息技术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处处遭遇私有制的屏障，到底能走多远，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也说明，信息技术这一新的生产力，只有在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之下，才能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展。

社会主义条件下，计算机网络的广泛普及的价值绝不限于经济计划。很明显，信息技术使得劳动者参与社会管理的成本迅速下降。在没有计算机网络的时代，劳动者要参与到全国性的经济决策中，只能通过代议制这一种方式，人人表达民意的成本过于高昂。而在信息社会，经济决策投票的发起、计票等等，都可以在没有管理者参与的情况下，很容易就完成了。尤其是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后，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都被打破了。不过，这种技术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充分施展出来，在资本主义和苏联制度下，都没有多少发挥潜能的空间。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和经济是分开的。群众的社会管理被局限在政治领域，并且局限在代议制这种狭隘的形式中。虽然统治阶级不反对新技术，但如果社会制度不变革，仅靠技术的发展，并不能使群众有更多参与的机会。这种社会变革，必然会触动剥削阶级的利益，因此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而在苏联制度下，政治和经济是一体的，经济上的权力垄断必然要求政治上的权力垄断，所以尽管劳动群众生活得比较好，但在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没有什么话语权。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苏联在民主方面还不如资本主义的原因。苏联官僚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拒绝新技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苏联要往前走的话，也只能靠革命的方式，劳动人民推翻修正主义官僚的统治，建立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实际上，托派就曾经设想过苏联社会的前途，而毛主席则实际上把群众发动起来，部分地实践了这一革命。只有在民主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群众才能充分利用新技术，在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贯彻民主的原则，完全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掌握。这种新形态的民主，将远远超出西方代议制民主，甚至超出巴黎公社原则。

从根本上说，格鲁什科夫等人改革失败，也是由于他们事业没有大多数劳动者参与造成的。文章作者也提到了这一问题。控制论专家们就像历史上许许多多改革家那样，希望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来实施进步改革，却不想想，进步改革往往都是针对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本身的。在缺乏群众参与的情况下，控制论专家的呼声是无比微弱的，他们的设想被看成是乌托邦。这不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评价吗？因此，格鲁什科夫等人的命运，就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命运一样。空想之处不在于技术和方案，而在于实施方案的条件和道路。如果格鲁什科夫等人的努力正好遇到了类似中国文革这样的反官僚特权阶层的群众运动，那么，一套彻底解构官僚机构的理论、技术和方案（格鲁什科夫的方案并没有这么激进，但革命群众可以将其最激进的潜力发挥出来）不正是运动所需要的吗？如果让劳动人民决策，难道他们不想实施更先进经济管理制度吗？只有当运动和理论相结合，历史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文章还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苏联的军事工业成果转化为民用的效率不高。尤其是信息技术，作者以“黑洞”做比喻：军事工业把各种资源吸收进去，却没有输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我们不能说军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民用计算机毫无用处，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在这方面反而做得更好。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优越？我们知道，互联网诞生于美国的军用项目。作者对比英国和美国时就说了，之所以是英国而不是美国研发出了全世界第一个分组交换网络，原因在于推动美国开发新科技的动力是政治，英国则相反，是利润的刺激。从这一点看，计划体制能超越短期的经济利益，无疑是有优越性的。

而在科技已经研究出来以后转民用的过程中，市场经济比起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反而更有优势。为什么？因为美国经济的主体是私营经济，而消费者有什么样的诉求，资本家就去生产什么。尽管市场经济下，消费者也分三六九等，大多数劳动者消费能力很有限，但不可置疑的是，消费者的需要可以更直接地刺激生产。因此，信息科技在私人资本家手里实现了产品化，逐渐走入各个企业，走进千家万户。苏联体制的问题在于，所有企业的生产，都是中央计划机构（最终是政治局）制定的。但是，这一指定信息的过程中，消费者的诉求并没有充分表现。不仅缺乏实时反馈消费者诉求的机制（可参见《走向新社会主义》第八章 消费品市场），普通消费者在长期经济战略决策过程中，也没有什么发言权，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科技在实验室里研究出来，在军方运用，却没有太大的动力让广大人民群众也受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计划系统之上的苏联体制有这个问题，但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

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苏联解体后，从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又回到1917年之前的时代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水平，也很容易退回到1917年之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劳动群众里大行其道。要扭转局面，就必须把二十一世界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反思的基础之上。必须深入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通过研究新旧事物的斗争，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苏联计算机网络的历史，就是社会主义新事物被旧事物窒息的典型案例。这一被多数人遗忘的历史，反映出了苏联的优点和缺点。苏联的优越性在于公有制，在私有制的社会里，通向人类社会更高级经济组织形式的方案是根本提不出来的；而苏联的缺点在于公有制还不彻底，广大劳动人民不能参与决策，官僚们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前途。新的社会主义，必须把当年被苏联官僚们窒息的新事物发扬光大，同时扫除阻碍社会进步的制度障碍。新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必然要求新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发展这种思想，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大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