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路过海王星的水滴
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中国的城市化进展，目前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6.1%。但是呢，户籍城市化率比较低，多低他们没说，只是提到2020年要达到45%的目标有困难。中国以前算城市化率是按照户籍来算的，但是由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一直没有城市户籍，如果不算他们，中国城市化进程就已经停滞多年了。因此，目前公布的城市化率都是按照常住人口来算的。从网上查到的相关新闻看，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1.27%，户籍城市化率为34.71%，二者相差16.56%。到了2014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4.77%，而户籍城市化率则为36%，二者相差18.77%，反而增大了。可见，户籍城市化率的速度赶不上城市化率的速度。这种城市化中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的现象，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将其称之为“浅度城市化”。他认为中国现在公布的城市化率只有“统计意义”，没有实现与之匹配的“人文意义”和“经济意义”。
中国人口现在差不多十三亿六千万，户籍城市化率相对城市化率滞后百分之十八，也就相当于有两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在城市打工，却没能取得城市市民的身份。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农民工”。大量农民工在城市里当二等公民，这就是市民化的难题。官方当然很清楚这个问题，认识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比较缓慢是首要问题”。进展缓慢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是“一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因为要增加一些投入。二是农民也有担忧，也存在积极性不高的现象。”那他们认为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当然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积极性。如何提高呢？“把城市低效土地用好，旧厂房、旧城镇、旧村庄改造以后给城镇化提供用地空间;规范地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保证基本农田不减少的情况下，村庄整理增加用地面积获批准后可以转换成城镇用地指标;统一规划、合理利用丘陵坡地。“这样可以调动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的积极性。”这样可以调动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的积极性。”而“解决农民积极性问题，胡祖才认为，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的保护，同时鼓励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如果他愿意退出，他就可以退出；他要暂时保留，还可以保留。有了这项政策，农民落户就会比较安心了。”
发改委的官员们认为：一方面是落户城市的好处，另一方面是放弃农村户口的坏处，以前农民工不愿意落户城市，是因为他们觉得坏处胜过了好处；如今，我们可以让他们可以获得同样好处的同时，减少坏处，于是，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机会成本变小了，按照理性人原则，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成为市民，户籍城市化率低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们不禁要为他们鼓掌：西方经济学学得真是好啊！但实际情况到底是农民工不愿意落户城市，还是没有能力落户呢？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如何。
中国的城市化率是统计城镇的，因此城市化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小城镇（乡镇的场镇），另一个方面是真正的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等）。
先看看小城镇的“镇民化”。中国一直在鼓励农民落户小城镇，但效果如何呢？笔者是农村人，可以讲讲自己家里的事情。前几年某位红二代大搞唱红打黑的同时，在农村积极推行土地流转，让农民成为市民。大领导定了目标，各级官僚整天忽悠骚扰农民，让他们交出土地，去镇里当小城镇的市民。多数农民表示，现在有房子住，去镇里买安置房的话，补偿款不够，还需要自己掏很多钱。但即使房子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土地，到镇里如何生活？难道是政府给安排工作？政府当然不会给你安排工作，因此，笔者父母果断拒绝村支书的忽悠，并且联络其他人一起抵制。在家务农的农民是靠土地生活的，他们不可能为了落户自断生路。
中国现在不限制人打工，多数企业招聘时并不会管你的户口在哪里。农民工之所以想要落户城市，多数不是为了工作机会，而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为了家庭的团聚。现在很多农村地区的村小学逐渐都停办或者大幅缩减了，孩子们到镇里去上学。把户口换到镇里并不会给孩子的教育带来什么改变。所以，尽管中央政府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但实际上，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动力转成市民。政府鼓励农民工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允许农民把土地卖出去。但是，只要没有遇到大灾大病急需用钱，理性的农民一般不会愿意为了空洞的城市户口放弃土地。
城市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农民工在城市里生活，但是中国的学校要求城市户口，孩子就不能在城市接受教育，必须回老家去上学，由此造成了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对于父母来说，多数都还是希望孩子能在自己身边，有了家庭的关爱，孩子不容易学坏或者出现心理问题。同时，城市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让孩子在城市读书，就有可能摆脱自己痛苦的命运。所以，一般情况下，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因为这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改变。那为什么这两亿多农民工中大多数都没有选择落户城市呢？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在中国，落户基本上都要房子。房子就意味着票子。农民工大多在长三角珠三角或者各个省会城市工作，而那里的房价很高，也就是说，要很多很多票子。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在工作地自购房的比例不足1%，多年以来上升的幅度也有限，穷是主要原因。有人不服，说新闻不是早就报道了吗？农民工的收入比很多白领都高了，为什么白领省吃俭用都能买房，他们就不行。中央跟这些人的思路一样，把房地产去库存化的重担放在农民工身上。
中国房价多贵呢？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对100个城市新建住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2016年1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1026元/平方米，按中位数计算，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价格中位数为7058元/平方米。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新建）住宅均价为20736元/平方米。农民工多数是一二线城市工作，那里房子最低也要六七千一个平米，三口之家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至少也要五十万左右。首付要十五万，然后按揭三十五万。如果二十年付清的话，每个月要月供两千多块。如果要购买好学校的学位房，那价格就更高了。
看起来似乎印证了中央的想法，一亿多户每月有4000元结余的农民工家庭，这绝对是购买过剩（当然，这是相对过剩，这么多人没房，那里过剩了？！）房产的主力军啊！不过，我们再算算。农民工也是人吧，也有父母子女。每月给父母一点生活费，再给孩子的教育费用（能剩下多少呢？好吧，即使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了家庭的团聚，豁出去了，铁了心把房一买，那么，扣除月供的两千多块之后，还要支付孩子在城市里的教育费用，房子的物业费水电费等等，那四千块钱还够吗？
而且，我们这里说的房价，都只是地级市或者经济不太发达的省会城市的房价，如果农民工要在自己工作的一线城市买房，那就完全是痴人说梦了。政府这几年说是要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也就是鼓励大家去中小城市，不要都一窝蜂的去大城市。如果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这么说给人感觉是很负责任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谈发展中小城市，给人感觉就是忽悠农民工去帮忙消化三四线城市海量的房地产库存。当然，许多农民工处于现实的经济压力，的确只能在老家的县城或者地级市买房。但是，由于老家提供不了多少工作，他们还是得出来打工，买的房子一年也住不了几天。好处是买了房子可以找学校上学了，不过孩子依旧不在父母身边，无非是从农村留守儿童变成城市留守儿童，还得找个老人帮忙照顾，相当于多了两个人在城市里的生活费，压力又增加不小。
感觉很难想象，是吧？别急，还没完，更严重的事情在后头。一般说来，农民工买房时，付首付的钱估计都把积蓄差不多掏光了。每个月都要交月供，加上其他费用，基本上存不下钱。按揭买房短的二十年，长的三十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谁能保证不出现一次两次经济危机呢？危机一爆发，工人就会大量失业。失业一段时间，没有经济来源，房子一断供，银行可不是吃素的，他会以债主的身份，合法地把你从家里赶出去。有人说这是杞人忧天。然而，并不是。中国今年的经济形势恶化，沿海有很多工厂都关门了，大批工人失业。如果这些人都买房成了市民，家里的土地给流转了，那就和美国金融危机一样，许多人失去房子，无家可归。
这还只是考虑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的情况。如果要维持世代更替，就得生两个。如果两个孩子正好是一男一女，八十平米的房子就不太够住了。而且教育费用也要增加一倍。反倒是农村相对低成本的育儿和教育费用，才让农民工有养两个孩子的可能。假如农民工拼命帮国家完成市民化目标，人口又会成为大问题。要维持人口规模，就不能期待市民化。
要解决户籍城市化严重滞后的问题，就必须先正视现实情况。中国政府为城市户口设定了比较高的标准，而绝大多数农民工再怎么蹦跶也满足不了这些标准。所以，要么是提高农民工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得着这个标准；要么就是降低标准本身。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受雇于非国有部门，工资水平是按照市场原则来定的。除非实行全面国有化，取消劳动力市场，否则国家很难做强制性的干预。所以，提高农民工收入这一条路，很难实现，必须从降低市民化标准这一方面入手。但是，这也不容易。能否实现，取决于政府到底是为谁服务，按照什么指导思想来管理社会。
遗憾的是，中国近几十年的改革，都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向来改的。被新自由主义思想统治的学界和政界，针对地方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不作为的问题，能想到的只能是“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有钱就有积极性，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办法就是让地方政府拿到土地，挣大钱。我们不禁要问，政府的职能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公共机构？原本就是政府在帮助农民工的问题上整天讲假大空的话，根本不解决问题，才让几亿农民工滞留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没有明确的身份。农民工现在的处境，本身就是市场化造成的，如果要农民工自己挣到钱去买房落户，不加工资怎么行？故意给农民工加工资，资本家不跳起来了吗？因此，政府要是真的关心农民工的处境，想推动市民化进程，就必须对抗市场逻辑，通过积极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市场的负面效果。
比如买房的问题，如果让农民工像白领一样去银行按揭贷款，很多农民工都会因为工作不正规没交过社保或者收入过低而通过不了审核。从市场经济下“理性人”的角度看，银行的态度完全是合理的，毕竟人家是为了盈利的商业机构，规避风险是很自然的行为。如何解决呢？ 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只能让银行贷款的风险降低。怎么降低呢？让农民工抵押点东西就行了。农民工有什么可以抵押的呢？当然他老家的土地。于是，药方就开出来了：
“要让农民工买得起房，亟需更多顶层设计。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工资标准，让他们有更多更好的就业及创业机会，农民工的腰包鼓了才能有买房置业的底气；要有合理推动借贷的政策，比如是否可以用农村的宅基地作抵押，或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让农民工可以获得购房贷款，早日实现购房梦。此外，需要政府、企业的组合拳，一方面，房产企业在去库存的大背景下，让房价降到更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实行租售并举的政策，政府扩大公租房的涵盖范围，鼓励企业为农民工团购住房，鼓励企业参与租购，让农民工可以从长期租房转化为购房。”（《让农民工买得起城里房》——《钱江晚报》）
前面那些提高工资水平，后面那些降低房价等等都是扯淡的，从资本家手里割肉，政府会做这事吗？把穷人榨干再扒一层皮才是正途，所以关键是要让农民把土地流转起来。但是，我们想想，这几亿农民工里面，有多少人有养老保险呢？有多少人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呢？没有了土地，这些人老了怎么办？失业了怎么办？优胜劣汰，自然选择吗？听起来似乎太残忍了点，但是，让我们想想贵州毕节留守儿童的悲剧吧！难道这不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吗？
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会怎么做？我们没有详细的研究，但是参考国际上和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先进经验，还是有很多手段可用的。比如，大量修建廉租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鼓励农民工在政府扶持下集资建房。城区的土地不够了，可以规划新的居住和工作一体的工业区，用高速轨道交通连接起来。
最近媒体报道，中国的房地产过剩十分严重，总库存有几十亿平米，据说可供两亿人居住，能不能把这些资源和农民工的需求对接一下？而且，钢铁水泥也极其过剩，可不可以考虑拿来给农民工修房子？只要你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思考问题，只要你敢于突破市场教条，超越资本的逻辑，还想不出办法吗？
教育的问题也是如此。为什么还要维持户口制度，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有产阶级不愿意把教育资源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分配，他们更希望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分配：谁有钱谁就得到教育资源。规定上学要户口，那就只能买房了，因此房子就贵起来，穷人买不起，优质公共教育资源自然给富人享用了。即便穷人勒紧裤腰带买一套，人家也还有办法，比如要求你的房子必须达到XX平米才让入学。规矩是人家定的，你有什么办法呢？
户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计划经济时期进行管理的一种手段。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人都是社会主义机构里的一颗螺丝钉，户口就是记录这颗螺丝钉的位置的。现在，计划经济早就被拆掉了，一切让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本都可以四处流动。在这种情况下，户口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现在之所以还保留户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制造阶级隔离的工具。用户口来控制教育资源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在按照父母的阶级地位来规定子女的阶级地位。在许多文明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规定。只要你在一个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管是租房还是自有房，都可以在当地公立学校入学。有人可能会说，农民工这么多，全都涌进来，城市里的教育资源不够怎么办？
教育资源不够，就想办法解决啊，难道因为你这里的教育资源不够，就要让农民工的小孩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去上学？实际上，所谓教育资源无非就是硬件+软件。如果教育资源如此紧张，说明供不应求，此时完全应该统筹安排，修建更多的校舍，培养招聘更多的教师。政府应该搭建平台安排人力，帮助学生尤其是农民工子弟联系学校，落实就学。这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政府可以提高企业和高收入者的税收，对真正的富人征收遗产税，充分利用国有企业的利润，等等，来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正步入危机，眼看着失业率就要飙升，采用积极的财政手段，兴建大量公共工程，是非常正当的反危机措施。投资教育，兴修学校，既有助于解决当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又是对中国人力资源的长线投资，即使从延续资本主义社会寿命，提高中华资本主义竞争力的角度看，也是非常划得来的。但是，资产阶级是极其短视的，他们只能看到眼前的利润，哪管死后洪水滔天。没有群众运动的推动，要资产阶级政府站在劳动群众的角度做一点点事情，都非常困难。
进一步讲，如果教育资源的分配跟你有没有房子并无关系，市民化和买房的关系也就脱钩了。市民化的难题就迎刃而解。我们都知道，德国的城市化率比中国高得多，但据报道，德国有40%的人是一辈子租房住的。中国人整天学什么德国人的严谨德国人的秩序德国人的下水道，一副很崇拜的样子，为什么不学学这些方面？中国的房价这么贵，让人们都拼了命去买房完全不合理。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尤其如此。无产者总是跟着工厂走的，工业中心迁移了，也得跟着到其他城市去工作。买个房子，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安全感，还欠一屁股债，承担巨大的风险，从无产阶级的角度看，完全划不来，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国家对群众的变相征税。
分析了这么多，想必读者也已经清楚问题之所在了。问题不在农民工身上，也不仅仅是在地方政府身上，而是在政府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在统治整个社会的资本逻辑上。由于资本逻辑全面主导了社会生活，资产阶级政府信誓旦旦地说帮助农民工成为城市市民，想到的办法居然是像当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时一样，让“奴隶”自己掏腰包购买公民身份。改革来改革去，哪一次不是从劳动者身上割肉？有哪一次是富人让利给穷人？
这么多年，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在城市里搞建设，却根本没法为自己在城市里安家。房地产库存高了，就开始炒作什么市民化，忽悠农民工来买房。农民工没钱买，就开放土地流转让他们可以买地买，抵押土地买。却从来没有站在农民工的角度想过，买房在城市里安家到底有多么难，而土地对于没有养老保障和失业保障的农民工来说有多么重要。更没有从农民工的立场来实施改革，扩大教育等公共资源供给，加强二次分配的力度，逐步取消房产和户口的绑定关系，让农民工能够顺利成为市民。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政府是为资本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难题的关键，就是要改变这一点。但如何才能打破资本逻辑呢？历史告诉我们，除了联合起来斗争，没有其他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