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太平洋的风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是差不多200年前出生的人，《资本论》发表至今也快150年了。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还适应于当下的社会吗？”在很多人看来，马克思所研究的那个世界，那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的世界，早就消失了。比如，郎咸平教授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
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资本主义已经灭亡了吗？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和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还有没有共同之处。如果这两个时代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或者说这些共同之处跟资本主义制度没啥关系，那我们的确可以说，马克思心目中的那个资本主义已经灭亡了。第二，《资本论》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的时代和我们时代所共同的特征，还是马克思时代所特有的特征？如果马克思研究的，尽是些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灭亡了。
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这篇文章不打算做详细的理论梳理，因为已经有大量论证马克思依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好的著述了。我们打算把《资本论》中的一些具体描述和当今社会的现象做一番对比，从事实和感性的层面来看看，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否还依然健在。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提出了一套新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作了冷静客观的分析，而且还用大量的文字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尤其在《工作日》、《论原始积累》等章节，马克思引用了大量报刊和官方调查报告等，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的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阶级的。如果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已经灭亡了，那么不仅马克思阐述的经济规律在当下已经不起作用，而且书中描述的丑恶现象也应该不存在了。我们就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工作日》中讲到的现象为例，看一看这些现实是不是已经消失了。
一 超时工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最重要的特征有两点，首先是商品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产生出来并存活于其中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剩余价值生产即谋求利润的生产。剩余价值来自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剥削的本质就是让工人每天干活的时间，超出所得报酬对应的劳动时间，多余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剥削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延长工作时间，另一种是缩短工资所对应的那部分劳动时间。前者被称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后者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即延长劳动时间是最古老最基本的剥削方式。
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英国，工人阶级劳动时间很长，工人经常超出法律规定的工作日，“加班”劳动。《资本论》中记载，1847年6月8日的新工厂法规定，从1847年7月1日起，“少年”（从13岁到18岁）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11小时，从1848年5月1日起，再最终限制为10小时。资本家为了对抗这一法律，把工资降低，迫使工人不得不加班工作。资本家宣布每天工作12——15小时是无产阶级内心愿望的表达，但当时正直的工厂视察员调查时发现，大多数“加班加点工人”声称：
他们宁愿劳动10小时而少拿些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纺纱工人被迫去做零工，如果他们拒绝延长劳动时间，别人马上就会把他们挤走。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把劳动时间延长一些，或者流落街头。
（《资本论》第一卷）
一百多年过去了，超时加班的现象消失了吗？我们每年都可以看到各种关于中国劳动状况的新闻报道，加班乃至无偿加班往往引起人们的重点关注：
可见，马克思时代存在的超时工作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加班的原因一样吗？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愿意加班，是因为生活困难，不加班活不下去：
1846—1847年爆发了可怕的危机，工厂工人深受其害，因为很多工厂开工不足，有些工厂完全停工。大量工人的生活非常窘迫，很多工人负有债务。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他们宁愿劳动时间更长一些，以便弥补过去的亏损，偿还债务，或者从当铺赎回自己的家具，或者把卖掉的东西再补充进来，或者为自己和家属添制新衣。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6页，引自《资本论》第一卷
21世纪中国的工人为什么加班呢？原来还是因为钱的问题，不加班就活不下去。如下两则工人因为加不上班就罢工闹事的新闻，就是对工人阶级普遍生存状况的缩影。
新闻：抗议裁员和‘暂停加班’ 广东台资鞋厂八千工人罢工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东莞黄江“鞋业大王”裕成制鞋厂前天再起波澜，继因订单萎缩突然解雇18名中层主管后，裕成突然宣布“暂停加班”，这预示着8000名工人以后只能拿到难以维持生计的基本工资。
此举立即引发工人不满，2000多名工人索性集体“散步”抗议，一度造成交通拥堵。事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后得以平息，黄江政府回应，经过协商工厂重新恢复旧制度。
有罢工工人指出，他们的底薪只有1100元，平时就是靠加班费多赚几百块钱生活费，如果取消加班，他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艰难。
新闻:为求加班 佛山数百工人围堵公司 警察荷枪实弹到场警戒
工人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女。生产二车间的李姓工人向记者抱怨，工资太低了，只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这位工人称，“公司实行三班倒，每周休息两天，每天工作8小时，每个月只有1500多元工资。”李和他的同事一直称，扣除社保、养老保险，拿到手也就1200元左右。“厂里不提供住宿，我们还要在外边租房子，只管一顿工作餐，每个月吃住开销就得八九百，哪有剩余！”
黄某在华鹭厂工作了七年，在她的印象中工资是越来越低了，此前周末经常加班可以拿到双倍工资，那时每个月能拿到3000块左右，如今没加班就只有1500多元。“我们出来就是为了赚钱，一年到头攒不到钱有什么用。”黄说，过去经常加班，每个月有两三千的收入，无怨无悔，现在不加班反倒心里慌了。
我们知道，中国白领工人加班也是非常多的，而且一般都是无偿加班。体力无产者加班是因为不加班就挣不到足够的钱，那脑力无产者为什么加班呢？他们加班倒虽然不直接是为了多挣几百块钱，但也还是跟钱相关的。虽然白领工人的工资福利要比蓝领工人总体上要好一些，但是他们仍然是工人阶级，也就是说，仍然只有在被雇佣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下去。失业一段时间，照样会跌入贫困之中。而且，白领工人的相当一部分工资表现为年终奖的形式，如果违抗上级命令不加班，很可能拿不到或拿很少年终奖，收入会大大下降，严重影响生活。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工资普遍都比较高，他们在总结为什么澳国人愿意无偿加班时，就把失业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我们看到，虽然现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比起马克思时代的确缩短了一些了。但是，超时工作的现象仍然存在，工人为什么愿意超时工作的原因与那时也没有根本性变化。
二 猥琐的剥削手段：“偷时间”
资本家在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各种可能的手段都用上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了一种叫做“偷时间”的剥削方法：
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时间”，“夺走几分钟时间”，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10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1000镑放进了我的口袋。”“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
如果我们在吃饭时间或者在其他违法时间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有时就出来辩解，说工人怎样也不愿意离开工厂，要他们停止工作〈擦洗机器等等〉，非得使用强制办法不可，特别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其实，在机器停止转动以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只是因为在早晨6时至晚上6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内没有拨出时间让他们干这类事情。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末，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很困难了。
《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工厂视察员的报告
按道理说，资本主义进化这么多年了，这种鬼鬼祟祟的剥削方法应该消失了吧。遗憾的是，这种方法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普遍存在，蓝领白领中都存在。白领工人可能经常遇到晚上开会，或者说让提前十五分钟到公司开晨会的要求。体力无产者中也是如此。笔者曾经在沿海一家大型通信制造厂里上过班。白班的正常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其中有四个小时算加班，吃饭在车间吃，不休息），但厂方就要求提前十五分钟到岗开晨会。多数工人没有觉得这没什么，习以为常，但实际上，厂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一个工人每年无偿多工作十个工作日左右。一个厂有两三千名工人，每个人每天提前十五分钟到岗，就相当于厂方无偿雇佣了六七十名工人。
在各种服务业企业中，让员工下班后做清洁之类的，也非常普遍。老板们这里抠一点，那么挖一点，加在一起就不少了。百度查询延迟下班和提前上班，能查到不少网友吐槽。
三 资本主义的罪恶：童工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工业革命以前，资本最大的罪恶是把剥夺劳动阶级的财产，把大量的农民赶出土地。工业革命后，大量的妇女儿童进入资本主义大工厂。从此，资本的罪恶最集中地体现在对人类未来——儿童——的戕害上。资本主义制度下，儿童所遭受的摧残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时代，以至于当时的有识之士都认为这威胁到了社会的延续，应该探讨如何从资本家的手里夺回下一代。十九世纪初，欧文等人所推动的工厂立法，就是为了保护童工。《资本论》中有许多揭露童工现象的段落：
1860年1月14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定昂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 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
儿童昼夜轮班做工的办法，无论在忙时或平时，都会使工作日极度延长。这种延长在许多场合不仅骇人听闻，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时难免有的儿童因某种原因不能上工接班。这时，一个或几个该下工的儿童就得留下来填补空位。这个办法是人人皆知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压延厂的经理，没有上工的儿童由谁代替，他竟回答说：‘我知道，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上述事实。
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工
马克思时代非常普遍的童工现象是不是已经消失了呢？抱歉，没有。童工不仅没有消失，还非常普遍。国际劳动组织统计，现在全世界约有1.7亿童工。
而且，童工并不存在于印度，非洲等相对落后的国家，已经工业化的天朝，童工现象仍然很普遍。如下是笔者整理的若干关于童工的报道。笔者没有收集到的，以及没有报道的童工的情况，自然是更多。
不仅发展中国家有童工，发达国家也有。美国农业工人中就有大量童工。
最近媒体也报道，土耳其工厂也在剥削叙利亚童工，这算不算发战争财呢？
读者们肯定会有疑问，叙利亚小孩当童工可以理解，中国的小孩为什么去打工？前几年引起热议的彝族童工现象，就很典型。当童工，有被迫的，但也有自愿的。中国的多数童工都是自愿的，彝族小孩被解救后不愿意回家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反过来想，让人自愿去当童工，不是最终最恐怖最高端的强迫吗？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一切剥削制度的地方，就是让人自愿接受剥削。一切都是自愿的，因此你也别怪谁了！要怪就怪自己没本事，或者怪自己没有一个有钱的爹！
新闻:深圳彝族童工多七八岁外出打工 收入基本全寄回家
不给这份工作他们又该怎么办？
魏女士是德林克公司品质部一名负责人。她表示，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用这些彝族员工，因为很多都是半文盲，连颜色都分不清楚，不能完全胜任电子管的加工工作。魏女士说招他们有用工短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给这些孩子一个工作机会。魏女士承认，尽管这些小孩称自己有十六七岁，但看起来的实际年龄要小得多。“他们看起来只比我的小孩大一点，有时我看着也觉得挺可怜的。”魏女士说，“但是我们如果不给他们这份工作，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魏女士称，这些彝族员工每个月能拿到两三千元，这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很重要的收入。“我有时和一些女孩交流，问她们把钱寄回家不？她们告诉我要寄回家，基本全部都寄回家。”魏女士感到很困惑，“一边是劳动法的硬性要求，另一边则是这些彝族孩子的实际需求。”
这些彝族孩子愿意回家吗？在南都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哪怕一个肯定的答案。
三 资本主义的罪恶：职业病
马克思经常把资本家和奴隶主做对比，他认为资本家比奴隶主更不珍惜劳动者，“奴隶主买一个劳动者就象买一匹马一样。他失去奴隶，就是失去一笔资本，必须再花一笔钱到奴隶市场上去买，才能得到补偿。”但是，随时可以买到大量劳动力的资本家，就像奴隶贸易繁荣起来后的美国南部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一样，看重的不是奴隶的寿命，而是活着时的产出。马克思引用当时著作家评论古巴的话，“那里每年的收入总是以百万计算，种植园主俨然就是王公，但是我们看到，那里的奴隶阶级饮食最坏，劳动最累最重，甚至每年都有一大批人直接由于劳动过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慢性折磨而丧命”，接着就指出，“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试把奴隶贸易换成劳动市场，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换成爱尔兰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区，把非洲换成德国再看看罢！我们已经听到，过度劳动使伦敦的面包工人不断丧生，可是伦敦的劳动市场总是挤满来自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人，等着去面包房送死。”
当时，工人阶级被折磨得很惨，许多人都患上各种职业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短促，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称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结核。还有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疬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这个地区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
棉纺织业有90年的历史…… 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得职业病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不用我们提醒，读者们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从尘肺病矿工，到断指的流水线工人，职业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而得了职业病的工人，维权的道路确实非常坎坷漫长。
流水线上的断指声：珠三角一年断指超过4万只
2007年，打工诗人郑小琼接受人民文学奖时写道：“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
在珠三角，每年的断指事故达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这只是广州商学院谢泽宪教授7年前公布的调查数据。至今，佛山仍未公布工伤事故的数据，被冲床冲断的手指更不得而知。但专门收治工伤事故伤员医院数据显示，平均每天都有10多个收治数量，60%属于工伤。
新闻：富士康成耳聋工厂：1/8员工耳聋 1772人工伤
车间里的噪音达到了90至100分贝，“说话要靠吼”，长期工作足以致人耳聋。而在电镀车间，“我戴着三层口罩在里面呆了两个小时就开始头晕。那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你如果没有进去过，是无法想像的”
谢湘斌说，当年4月，他所在的焊接部160多人全部到龙华预防保健所进行了体检，结果发现，听力被检查出有问题的还有20多人。“我们那里成了一个‘耳聋工厂’，‘制造’了大量耳聋病人。”
24岁的河南开封小伙子苏芳就是这20多人中的一个。他进富士康的时间并不长，但没想到却不幸“中招”。“那冲床的噪声实在太大了。”苏芳对晶报记者说，“不管谁在里面工作，耳朵迟早都会受损的，只是程度会不同。现在我每天晚上两个耳朵嗡嗡地响，很痛苦，失眠。医生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治。
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家把工人当做牲口用， 现在的资本家把工人当做可替换的零件使用，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吗？十九世纪的故事，正在二十一世纪上演，甚至更加残酷。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就讲到，沃尔玛给有病的员工买保险，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活着的时候压榨你的生命，等你死了还要“剥削”一下你的死亡，这就是资本主义呵！
四 资本主义的罪恶：早死
机器大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工人工作时间延长了很多。体弱的妇女儿童也长时间参加劳动，因此造成大量的过劳死和早死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处引用当时官方报告的记述。过劳死的现象太普遍，甚至资产阶级政府和学者都看不过去了：
一个在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卓越地位的行业，不能再容忍这种可耻的现象：它依靠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但伴随而来的是，工人身体退化，遭受种种折磨，早期死亡。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
累死——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在时装店是如此，在很多地方，在一切生意兴隆的地方都是如此…… 我们试以铁匠为例。如果可以相信诗人的话，那末世界上再没有象铁匠那样强健、那样快活的人了。他大清早就起来，太阳还没有出来，就丁当丁当地打起铁来。他比谁都吃得多，喝得足，睡得好。单就身体条件来说，如果劳动适度，铁匠的情况确实是属于最好的了。但是，我们到城里去，看看这些健壮的汉子所担负的劳动重担，看看他们在我国的死亡表上所占据的位置吧。在梅里勒榜区〈伦敦最大的市区之一〉，铁匠每年的死亡率为31/1000，比英国成年男子的平均死亡率高11/1000。打铁几乎是人的天生的技能，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是由于过度劳动才成为毁灭人的职业。他每天能打这么多锤，迈这么多步，呼吸这么多次，干这么多活，平均能活比方说50年。现在强迫他每天多打这么多锤，多迈这么多步，多呼吸这么多次，而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他的生命力每天多耗费1/4。他尽力做了，结果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多干了1/4的活，但是他活不到50岁，他37岁就死了。
现在过劳死的现象虽然仍然经常见诸报端，但比马克思那时候是要少一些了。不过，过劳死的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成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富士康的一连串自杀事件。资本主义对身体的压榨依然存在，而心理层面的压迫则越来越深入了。工人阶级在“管卡压”式的系统性剥削下感到很难受，阶级固化的现实又让他们看不到任何前途，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想当雇佣奴隶了。
农民工中的过劳死现象虽然更多，但是报道的比较少。相反，近几年经常有白领工人猝死的消息引爆舆论。
IT业的加班也是非常的疯狂，前段时间一个清华校友的 猝死的新闻曾经轰动网络。
深夜发的朋友圈，让人感到痛心：
为什么要允许自己被压榨到过劳死呢？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每次悲剧发生，很多人都会这样发问。马克思同时代的人应该也这么问过。如果有不过劳死就能活下去（当然，每个阶层每个群体每个时代的人对“活下去”的定义是不同的），谁会专门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把自己搞死？为了谋得一个生活，就得让老板和领导看你爽，而要让领导和老板看你爽，就得老老实实加班。不受约束的资本，自然是想把你最后一滴血榨出来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工人阶级才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要求缩短工作日，并且结成工会组织，监督法律的落实。中国工人阶级想要改善自己的状况，看起来也得这么干才行。
五 面包房和辣条工厂的秘密
资本社会主义的“公众”对工人阶级的苦难习以为常，毕竟那是别人的遭遇。他们关心的是食品安全啊环境保护之类的问题，因为这跟所有人的生活都有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吐槽了这些人：
伦敦面包工人在群众大会上和在向议会的请愿中，发出了反对过度劳动等等的呼声。这种呼声如此急迫，以致当局把我们上面屡次提到的1863年委员会的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先生，任命为皇家调查专员。他的报告和列举的证词激动了公众，不过不是激动了公众的心，而是激动了公众的胃。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因此，不管“贸易自由”多么神圣，这个一向“自由”的面包业终于受到国家视察员的监督。
很不幸，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读者朋友吃辣条吗？辣条很好吃，但是如果你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估计就吃不下了。有人骂他们是奸商，欺骗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不想想，资本家对每日与之相处的工人都毫不在乎，会在意消费者吗？今天搞辣条，明天搞鱿鱼，让你防不胜防。
六 瞌睡的火车司机与飞行员
空难和飞行员的糟糕工作条件的关系早已不是秘密。比如布法罗空难后，调查人员发现，国内航空业从业人员的状况，主要是飞行员，让先前不知内情的许多美国人目瞪口呆——新入行的飞行员收入出奇得低；许多飞行员无法得到足够的睡眠时间，却还要在比长途航班海拔更低、危险性更大的情况下飞行；部分小型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存在技术不过关、经验不足等安全隐患。
听着很高大上的“飞行员”居然也这么苦逼，连觉都睡不好，但这并不是新鲜事。马克思时代的火车司机，也有同样的遭遇。被资本家剥削，最后还背了黑锅。
伦敦一个大陪审团面前站着三个铁路员工：一个列车长，一个司机，一个信号员。一次惨重的车祸把几百名旅客送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几个铁路员工的疏忽大意是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在陪审员面前异口同声地说，10—12年以前，他们每天只劳动8小时。但是在最近5—6年内，劳动时间延长到了14、18甚至20小时，而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例如在旅行季节，他们往往要连续劳动40—50小时。可是他们都是些普通人，并不是塞克洛普。他们的劳动力使用到一定限度就不中用了。他们浑身麻木，头发昏，眼发花。
但是最‘可尊敬的不列颠陪审员’对他们的回答，是定为‘杀人罪’，交付巡回审判庭审理，并只在一项温和的附录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铁路大亨们将来在购买必要数量的‘劳动力’时大方一些，在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时‘节制’、‘节欲’或‘节俭’一些。
《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家为了利润，希望在削减一切可能的开销的同时，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至于由此造成的安全问题，他们则是想不太关心的。毕竟他们有自己的专车乃至专机，悲剧又不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七 时装女工和制衣厂女工
这是马克思时代发生的事情：
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一个人活活累死》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一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受一位芳名爱丽丝的老板娘的剥削。这里又碰到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类老故事了。店里的女工平均每天劳动16 1/2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30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当时正是忙季的最高潮。为了迎贺刚从国外进口的威尔士亲王夫人，女工们要为高贵的夫人小姐立即赶制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
《资本论》第一卷
这是二十一世纪天朝的故事：
新闻：记者暗访地下服装厂：女工做一件活挣1分钱
经过记者24小时卧底体验，这些私人服装厂打工妹的真实生活状态逐渐浮出水面——每天早上7点上工，凌晨1点左右才睡下；所谓工厂，其实开在一户农家院中，根本没有营业执照；第一个月230元钱的净剩工资；做出一件活儿最高提2毛6分钱，最低1分钱；10个人挤在三张床上睡觉；每天两餐的主食是没有肉的芹菜馅儿包子……在暗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这些只有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在习惯了每天几乎只有做工和吃饭的生活后，对于未来和现在早已失去了激情和幻想。
记者计算了一下，每个工人至少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个别人可能工作16个小时。
八 少年工和学生工
《资本论》里谈到大量资本家使用少年工的情况。这些少年工便宜，而且基本上能定成年工的工作。
约翰·布朗公司钢铁厂有3000名成年男工和少年工，一部分制钢制铁的重活是“昼夜换班”的。该公司的约·埃利斯先生说，在劳动繁重的制钢厂，每两个成年男工配一个或两个少年工。在他们公司里，18岁以下的少年工有500名，其中约1/3即170名不满13岁。关于拟议中的法律修正案，埃利斯先生说：
禁止未满18岁的人在24小时内劳动12小时以上，我并不认为是特别值得谴责的。但是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划一条线来规定12岁以上的少年免做夜工。我们宁可接受完全禁止未满13岁甚至15岁的少年做工的法律，而不愿接受不让我们已有的少年做夜工的禁令…我们反对禁止18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因为这会增加费用。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多么无耻的坦率！〉我们认为，为此增加的费用，会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能力，如果适当地考虑到营业的成效的话。〈多么拐弯抹角！〉这里劳力很少，进行这种调整，就会使劳力不够用。〈这就是说，埃利斯—布朗公司就会陷入不得不如数支付劳动力价值的不幸境地。〉
现在，少年工变成了学生工。当年是父母把少年送到工厂当工人，现在则是学校串谋工厂，强迫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工厂“实习”。现在资本主义的确不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了，因为剥削的效率更高了，更冠冕堂皇更无耻了。
最后说几句
笔者罗列了这么多新闻，读者朋友应该也已经看到，马克思时代的许多有时代特点的现象，现在仍然存在。在《资本论》的其他章节，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现在时常能见到的现象。我们的时代和马克思的时代有很多共同之处。而马克思所研究的，正是这些共同的特征。马克思一生都在研究资本和雇佣劳动，研究资本如何在主导者社会生活。他毕生的研究凝结成了《资本论》。只要雇佣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劳动形式，只要剩余价值生产仍然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没有过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仍然活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论》也依然刻画着我们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就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理论资源。马克思阐述的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仍然指导着我们的斗争方向。如果你想认识我们这个时代最隐秘的秘密，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社会如何能变得美好，请阅读《资本论》。这将是你一生中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