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Snoopy
1.
春节前后，各大高校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高水平艺术团”的招生考试。前一阵儿笔者还在高校里见到了一大拨背着画板的学生在校园内排队准备考试，旁边围着比学生人数还多的家长。对于他们而言，“高水平艺术团”招生考试的重要性仅此于高考。
话说回来，高水平艺术团是什么呢？其实这就相当于以前的艺术特长生政策。2015年初，高水平艺术团的招生政策正式实施。国家认定了53所高校具有高水平艺术团的招生资格。“报考高水平艺术团的考生参加艺术测试合格后，可在高考中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此类考生被高校录取后进入普通专业学习，并利用课余时间参加高校的文艺排练和演出。” 这些考生同样要参加高考，在大学里学习的也是普通专业，但他们如果通过高水平艺术团的考试，该高校可以按照国家分配的指标和考生成绩等级，给予考生降分录取的资格。学生以特长生的身份进入高校后，必须加入高校的艺术团，参加其活动。
直到现在，大家也习惯认为这个政策就是特长生招生政策。那么为什么15年初突然改名了呢？事件起源于13年年底某知名高校被曝出利用特长生名目受贿，引发了公众对特长生制度的诟病。14年笔者就看到有新闻称以后会取消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当时笔者还奇怪，这些艺术类培训机构之所以能有源源不断的生源，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规定的特长生在高考时可以优惠录取的政策。没有了特长生，艺术体育类的培训机构的生意还能做得下去吗？相关行业的市场不就大大缩减了吗？果然，特长生政策还在继续执行，只是换了个名字。有人认为“高水平艺术团”的政策相对以前的特长生制度更规范，减少了高校以特长生为名目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当年很多人反对特长生这个制度，也主要反对的是这种暗箱操作带来的不公正。
“高水平艺术团”是不是减少了学校暗箱操作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笔者无法做实际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仅仅从政策上看，“高水平艺术团”跟以前的“艺术特长生”最大的区别就是指定了53所具有招生资格的高校，规定了具体的招生指标。从道理来看，这确实减少了不在这个名单上的学校发生类似的事件的可能性。
2.
但无论“高水平艺术团”是不是减少了高校进行暗箱操作的可能性，特长生优惠录取政策本身就是一项不公平的政策。这项政策看起来挺合理的，家长花了钱，学生花了时间，换取一点高考的优惠政策也是很公平的啊。但是能学得了艺术，上得了培训班的学生都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好的培训班都集中在省会，三四线城市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源，农村就更不必说了。如果要进一步提高水平，得经常给学生单独请辅导老师，开小灶，有能力做到这些的家庭起码也得是中产阶级。
除了学生自身天赋和练习时间，乐器的质量，指导老师的技艺水平以及授课时间，家庭环境，家庭整体艺术修养等等都会影响学生的艺术水平。而且高校也会优先录取在中小学有艺术团经验的特长生，然而中小学艺术团都集中在大城市，很多小城市，小学校的学生可能压根不知道中小学还能有艺术团。学生的艺术水平，艺术修养与家庭财富紧密相关。
所以，估计能够让孩子参加特长生考试的家庭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中国平均水平了，而能考上特长生的学生家庭条件会更好。笔者也在大学艺术团里待过，普通高校的艺术团里其实只有少部分是特长生，大多数艺术团成员都只是小时候学过一些，有点基础而已。但只要是之前有点基础的学生，几乎都是来自城市的。而特长生的家庭条件也确实普遍高于非特长生。
3.
去年7月教育部又出台了这样一项政策：
教育部明确提出，艺术测评会成为中高考录取的依据，真可谓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在如今这个年代，发展啥都得花钱，尤其是艺术素质。虽然教育部的负责人表示不会将校外参与的社会培训班活动和成绩计入考核，但是在校外上了培训机构的课程，尤其是花钱单独请了老师的学生，显然在校内的考评中更占优势。这就进一步地加大了教育的不公平。这就如同当年自主招生考试净出些城市孩子才知道的知识，为难了农村考生。但自主招生毕竟只是少数学生才参加的考试，而艺术考评的政策跟所有的考生都有关。农村考生，或者说家庭条件比较差的考生就更处于弱势了。
为啥说艺术这一科目跟金钱的关系更大？在农村县城，即便是进行校内的普通艺术教育也缺乏资源—— 一些必备的器材和几个懂艺术的老师。即使有资源，质量水平也肯定跟城里的差一大截。这就严重阻碍了农村或县城学生艺术素质的提高。其他科目农村好歹还有匹配的老师，即使水平差一些，农村学生靠做题就能进行自我训练，也能弥补一些跟城里学生的差距。但是艺术需要学生具有感知能力，有了感知能力才能有判断的能力和模仿的能力，进一步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基础的感知能力几乎没法通过做题来培养。
草根出身的艺术明星也不是没有，而且他们往往令我们更为印象深刻。这少数几个出身底层的明星也都没怎么接收过正规训练，出名完全依靠天赋特色和幸运。正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而艺术水平又高的人没有几个，而他们能表现出自己的艺术才华的机会就更少了。一旦他们通过偶然的机会获得了专家和大众的认可，媒体也会大肆宣扬这样的事例，作为底层群众的励志榜样。他们成为了底层群众在文艺界的代表，底层大众或许也因为这几个草根明星而燃起希望。这恰恰说明了“家庭背景好的人艺术素养才会高”已经成为了大众公认的常识。
来自苏格兰东南部小镇的苏珊大妈，凭借“我曾有梦”这首歌参加英国的选秀节目，一举成名，成为出身于草根的明星代表。
我们可以引用一篇论文中的数据来说明农村县城中小学的艺术教育资源和水平（“走向公平，中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的调查与行动研究”，万丽君）。这篇论文选取了数个省不同发达程度的县城学校进行调研，这些县城人口中超过四分之三是农村人口。
以下是论文中的部分调查结果：
“从艺术教育教室与场所的调查中,我们可以分析出15个县中,约占总数60.58%的小学,占总数63.02%的初中,占总数48.08%的普通高中没有专用艺术教室;从教学设备来看,音乐教学与美术教学用具还比较简陋,艺术教育课堂上所必需的乐器与绘画工具还未完善;虽然各地都建立了远程教育网,但使用率极低;艺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另一篇论文中也提到（“艺术援梦——广西农村基层艺术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覃展鹏）：
“艺术教育投入执行力度欠缺，导致教学条件落后，使艺术教学 受到很大的限制；艺术学习环境较差，导致学生学习艺术的意识较薄弱，不利于义务教育的综合发展；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对农村基层学校艺术教育的关注度不足，对艺术教育相关政策的落实仍不到位，使艺术专业或师范类大学生不愿到农村学校任教。这对解决教学不平等问题极为不利。”
其实从农村艺术教育的问题中，我们看到的是城乡长期存在的问题与矛盾。问题主要来源于城乡经济发展上的巨大落差。将艺术素质作为中小学生升学的考核标准，更是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阻碍了农村孩子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同样谈到了教育问题，两会代表纷纷提出了中小学生负担重的问题，但是谈到如何减负，却提不出可行的方法。我国实行的教育减负，并没有减少学生的学习时间，只是增加了学生给家教和课外补习班交的钱。“高考及就业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意义上的改革，社会职业不同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命运。”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中产阶级家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不了精英。学生的忙碌，家长的焦虑，正反应着这个社会的不平等。正因为职业有高有低，有贵有贱，而大多数人没有生产资料，只拥有劳动力。那这些雇佣劳动者们也会想着如何使他们的子女谋个好的职位，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很多贫困地区的学生却没有学习的重负，不是因为他们心态好，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上大学的希望，已经知道了今后自己的命运。他们即将面临的会是一生的忙碌与贫困。
有很多劳动者都切身感受着这个社会的不公，有人也在期待一个更公平的世界，他们期待自己不再承受生活的困扰和痛苦。但如果没有实际地分析不公的来源，而是单纯地幻想某个能够为老百姓着想的领导人上台能为人民服务，中央出台了什么政策能让底层群众翻身。再不然就通过自己的脑海中的臆想来麻醉自己。然而事实是，社会的阶级分化已经非常明显了，国家不是阶级之间的调合者，而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所以国家无论推行什么样的“改革”政策，都只会进一步扩大阶级之间的差距，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无产者。那我们劳动者，也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推翻这个资本主义制度，自己掌握生产资料，才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