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左派党（德语：Die Linke）的奥斯卡·拉方丹关于“反体制”政党和如何打造一个民主的欧洲的谈话。

奥斯卡-拉方丹是德国战后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能与之相媲美的只有前社会民主党总理勃兰特。

然而，自几十年前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时候，拉方丹已经成为一个比勃兰特更加偏激和争议性的人物。拉方丹是欧盟一体化的前倡导者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post-material”运动的同情者，而现在，他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并坚定地捍卫福利国家。

在拉方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担任过在法、德边境上萨尔的一个小州部长；该州首府萨尔布吕肯市市长；德国财政部长；社会民主党（SDP）的主席；以及后来担任新的左翼党联合主席。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英国小报《太阳报》称他是“欧洲最危险的人”，因为他提议规范欧洲的金融交易。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和以施罗德总理为中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向新自由主义势力的让步，拉方丹从他所有的职位上辞职了，之后，德国股市上涨了五个百分点。

2005年，拉方丹在离开德国社会民主党四十年后，加入了刚形成的新左翼党。在他的领导下，党在选举中成长。然而，拉方丹再次受到攻击，这次是来自左翼党内倾向政府的一翼，他们认为拉方丹是未来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形成联合的一个阻碍。他罹患癌症后，2010年，拉方丹辞去了他在党中的领导职位，但仍然领导萨尔地区的组织。

随着欧元区危机的爆发，作为一个欧元的批评者，他主张废除单一货币而恢复一套协调的汇率制度。作为一个充满魅力的演说家，拉方丹在他的演说中引用了丰富的材料来源，从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德国革命家卡尔·李卜克内西、到教皇方济各。

在一次采访中（现已经被编辑整理清楚），拉方丹跟科隆社会活动家莱安德罗·费舍尔（Leandros Fischer）谈论了关于欧洲民主的问题，怎样去团结激进左翼联盟（希腊），以及确定左翼党作为“反体制”政党的地位。

费舍尔：“两年前，塞浦路斯在经历金融自救的余波后，您因呼吁废除欧元并恢复协调的汇率制度而造成了一些轰动。您现在还坚持这一立场吗？如果是，为什么呢？”

拉方丹：目前欧元货币政策行不通了。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一个货币，而是一个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的条件所确定的体系。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在欧元制度里引进更多灵活性的原因。

更确切地说，这就意味着采用一种“希腊欧元”似乎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其汇率必须由欧洲中央银行决定，以防止这种新货币的贬值造成的硬着陆。这表明我们不是在谈论希腊退出欧元体系，而是在一个更有利的条件下以希腊成员的身份在这个体系中的延续。

费舍尔：“你们党其他重要成员的反应是迅速的。左翼党支持共同货币政策，过错在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策。有些人甚至指责你尽力讨好右翼民粹主义党的选民。在德国《每日镜报》的采访中，希腊经济学家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指出大部分欧洲左翼力量支持欧元的原因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关，在这里即是欧洲主义，也就是以欧洲共同体形式存在的一种思想观念。

回首你在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你总是作为一个深化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站出来。一个著名的批评家的愿景是什么，为了一个更加公平和社会化的欧洲？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改革或超越目前的欧洲机构？”

拉方丹：我的眼界仍然是一个民主的和社会的欧洲。但如果我们看到民主在希腊被掏空了，由于所谓的财政紧缩，那么就必须拆这些所谓的财政困难。你提到的左翼政党内和其他党的反应，可以追溯到的事实是他们对于货币系统功能的没有任何理解就像对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的货币联盟没有丝毫理解一样。

在引进欧元的过程中，似乎没有人理解一个共同工资政策的必要性，就像没有人理解我的观点，没有协调的工资政策，这个欧元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转下去。然而，这已经是欧洲的一个悠久的政治传统。

费舍尔：“但是，希腊退欧怎么会与新国际主义的欧洲一体化相关呢？

欧洲央行作为一个欧洲机构，理应是民主负责的，而目前并非如此。

2013年，您亲密的伙伴海纳·弗拉斯贝克与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共同为塞浦路斯撰写了从欧元区退出的策略。看完后，它给我的印象是另类的凯恩斯主义。我的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问题：从这场深层次的资本主义结构危机中有控制的退出是可能的吗？换句话说，这些建议就如同它本身的手段一样，即促进增长，是替代沿着社会路线进行的社会重组方案吗？”

拉方丹：两者都有。当然，在引进另一平行的货币时可以给该国提供更多的可调控的空间以及更强的经济竞争实力，而这必须以民主为主导。这是一个方面。

现在无能为力的希腊政府不得不面临一个灾难性的局面，或多或少有些无奈，眼看着自己被其他力量用各种条件去主宰着。当然，这个新的灵活性“希腊欧元”政策绝不是立即恢复工业再生产的一个保证，而是希腊经济以及任何给定的经济肯定会获得喘息的机会。

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经济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禁止货币贬值这种情况下，货币体系离不开工资协调的作用。在欧元区，我们在希腊的实际工资是在生产力水平之上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德国人正在系统性地进行工资倾销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之下，一个体系的崩溃是无法避免的。

费舍尔：“你如何看待激进左翼联盟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对德国抗衡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影响？难道它会让德国国内对默克尔政权危机表达更多的不满？难道会引起在社会民主党（SPD）和绿党内发生分歧，正如有些人宣称，因此有可能在2017年形成一个“红—红—绿”的联盟？难道社会民主党也有妥协的风险吗？”

拉方丹：当然，激进左翼联盟的胜利是欧洲左派希望之源。左翼党也知道在严峻的条件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未知结局的项目，但是有希望。而且这个希望是建立在希腊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意志之上的。

如果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么对于妥协的问题要回答“不”。这些政党仍然支持稳定条约，这是现在欧洲紧缩政策的主要体现。因此，最好不要对于某件事妄贴标签。而关键是左翼党是否与支持执行财政紧缩的力量，这是我可以断然否定的一件事。

费舍尔：“您认为德国政府打击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到什么程度？难道他们是想“抛弃掉希腊人”然后把他们驱逐出欧元区，还是他们实际上想强迫希腊去执行财政紧缩的政策因此可以把他们囚禁在这个“铁笼子里”？ ”

拉方丹： 关于这个问题信息混杂。这里有报道称，在2012年的时候，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主张希腊退出欧元区。然而，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声明，希腊退出欧元区也许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因此，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

我个人认为默克尔和朔伊布勒不懂货币体系如何运转，因为他们仍然依赖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减薪、裁员、以及财政减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费舍尔：“几星期前，左翼党以压倒性得票数的优势（有一些例外，如萨拉·瓦根斯内特）支持了通过希腊新政府和欧元集团达成协议。一个主要的争论点是担心出现与齐普拉斯

领导的政府的不团结。对于这点，你怎么看呢？”

拉方丹：我深深地明白害怕与希腊新政府的合作中出现不团结是一个问题。而这种恐惧仍然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扭曲的看法上面的。

实际上，这是德国政府以苛刻条件为希腊提供贷款的方案。我个人请求，为避免双方的误解而弃权。一方面我们不支持激进左翼联盟，另一方面我们赞同财政紧缩的政策。

我们和激进派的联盟在于反对德国政府对希腊采取的经济紧缩政策，我们对德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失败做出了批判，而且我们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党。左翼党议会成员因为这些对于现实扭曲的看法而陷入了窘境，但这并不改变我们团结一致的立场。

费舍尔：“两万群众，包括但不仅是德国人，在本月初在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新建大楼（欧洲危机政权的中心）的开幕式上举行了游行示威，鉴于德国令人沮丧的社会关注状态，你认为这是这是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在全国发生的标志吗？”

拉方丹：这的确是我们最希望的。尽管如此，我意识到维持抗议运动有多困难。

我了解财政紧缩政策在欧洲各国带来各方面影响。在德国，这些影响是相对温和的，尽管德国面临着大部分人工资收入低和老年贫困的问题。老年贫困是很多人至今还没有认识到的问题，而很多人却早已习惯了低工资。

危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庆幸有一个崩溃的政治制度，这是必要的，因为目前为止只有新自由主义政党已经在整个欧洲执政了。

迄今为止，左翼党已有十年历史。在它建立之初，它就是抗议市场民主的主要声音，并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化过程中融入了许多主题。它一开始就是法国（反对欧盟宪法运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英国（RESPECT）以及其他地区的重要盟友。十年之后，这些左派已经被一波右翼民粹主义挤走,也有像意大利这样的一些情况，左派加入到中间偏左的政府里继续发挥作用。

费舍尔：“左翼党似乎在选举中坚持自己的立场，虽然它还不是表达对既定的政治制度不满的主要功臣。如果是的话，在图林根州左翼政党总理的选举似乎是更加“务实”态度，为左翼党的两个重要的立场铺平了道路，即反新自由主义和外国军事干预。普遍的对已有政党的不信任也影响了左翼党。这就似乎说明了为什么形成如左翼党和左翼阵线已经遇到了选举的瓶颈，而激进党和Podemos（‘我们可以’）却有更多惊人的成功？”

拉方丹：你问了很多问题（笑声）。那就从参政开始吧。 选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政府为之做出的一系列改变，而这也是他们在经历的。无法做到这些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错误，而它为此受到选民的惩罚。

这是每一个左翼党如果重复过去的错误而必将经历的事情。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研究欧洲政党的历史轻易认识到的问题。州和联邦级别的划分界线早已在德国区分开来。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外交政策、税收制度等等，都不在那里进行讨论。

费舍尔：“那关于地方政府债务中的联邦法律问题……”

拉方丹：的确，这是写在宪法里面的，如果你参与了当地政府，那你必须遵守它。我的立场是，在国家层面上的参政，唯一可以允许的是具体的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基于德国目前的情况，那就意味着在失业、养老保险、工资政策，没有外国干预等方面做出改进。

由于社民党（SPD）的发展，政府的问题在德国并不成其为问题。社民党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疲软阶段。在西班牙和希腊，左派都可以见证，尽管我们是在讨论一个开放性的进程问题。

当社会压力变得足够大时，左派在它表现得令人信服的时候也有机会。那也是它建立的原因。在德国我们有四个新自由主义政党以及参与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党几乎贯穿了整个欧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提供另一个选择。

在德国，很明显，除了右派别无选择。它支持所有新自由主义。它的领导人，贝恩德·吕凯，总是工资倾销的知识界支持者之一。政治左派和右派有真正的区别。

费舍尔：似乎不仅是目前的经济体系处于一种疲软的状态，而且政党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十年中，左翼党经历了一个体制化的过程，可以肯定的说，它并不总是人们对当前秩序表达不满的首选。我早先提到的激进党和 Podemos（‘我们可以’，西班牙一个组织的名称），他们能发展壮大是因为设法展示自己可以作为替代既有政党的力量。

如果“红——红——绿”联盟是不可能的，那么左翼党的出路在哪？它怎么能引发政治化的影响？”

拉方丹：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制度。它是一种强大的经济控制所有政治决定的体制。代议制民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我们知道由于伯里克利民主（Pericles，古希腊政治家）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社会体系，而现在欧洲没有任何地方有民主可言。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左翼党仅有一个存在的理由，假设它能够成为或是坚持成为一个反体制的政党，并被视为如此。成为一个反体制的政党意味着在劳动成果被剥夺的社会中倡导社会改组。

它同样意味着承认以前社会主义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他们是不民主和中央集权的（值得商榷—译者注）。这也意味着，必须选择另一条路。在我看来，这条道路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能够享受民主而不是封建制度在经济生活之上，在这个基础上，让每个员工都来管理。

因为哪里有亿万富豪，哪里就没有民主。没有人可以赚十亿。亿万富翁违背了基本的启蒙思想，即劳动创造财富。

费舍尔：“你对左派党的发展乐观吗？”

拉方丹：我不知道“乐观”能否回答这个问题。关于统治结构，我们有一个根深制度的社会制度。有趣的是，甚至连经济危机也改变不了，在金融危机之后，每个人都能看出来是华尔街运营者美国，而不是国会或者总统。例如乌克兰或俄罗斯的寡头统治告诉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正见证一个全球性的倒退，以及波动回来的一点社会进步。

然而我相信左翼党除了去反对当前的制度以及提出可代替的方案没有其他选择。它必须不断地编制完善自身的体制，那就意味着踏上不能妥协的道路。否则，它就很容易地被体系给吞噬了。它必须一贯倡导不同的社会模式。

费舍尔：“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在欧洲兴起，特别是恐伊斯兰主义（一种“尊敬的”种族主义）。如何解释它甚至蔓延到了以前不受其影响的社会层面？”

拉方丹：我相信这与恐惧社会等级下降有关。当这些恐惧与边缘化的恐惧相结合时，就会导致某些社会阶层对其他人做出边缘化的反应。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这些恐惧导致了他人的边缘化。

费舍尔：“最后一个问题，也可以轻描淡写地说左派中的支持者们希望你能再次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你的事业将会有更多的惊喜，你有回归的计划吗？

拉方丹：（笑声）我会尽我的努力，通过更加频繁的参加电视上的公开辩论，更多的公开露面……

• 原文标题：A Better Europe is Possible
•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3/oskar-lafontaine-interview-die-linke/
• 译者：九月迷城
• 校对：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