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

• 作者：Douglas Williams

有色人种社群有免于美国警察国家压迫的权利。

在警察局军事化和大规模监禁的时代，草菅黑人和棕色人性命的情况属于常态。去年夏天路易斯安那的巴吞鲁日（Baton Rouge）和明尼苏达的法尔考高地（Falcon Heights）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低收入有色人种所遭受的国家暴力让美国人感到震惊。

但是，如果不提及这一攻击的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对这一非正义的回应将会是有所不足的。

针对贫困群体的国家暴力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环境中产生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不稳定服务业工作的增加超过了稳定的制造业工作，有色人种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一转变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对年轻黑人来说尤其如此。

在劳动力市场经历痛苦的转变的同时，政府从1970年代末又开始在各个层面上破坏原本就不足的社会安全网。没有受到工人阶级政治的监督的新一代政府管理者，把人民仅仅看作是潜在的消费者，按照市场的要求来重新塑造。

那些在新的市场中找到位置的人，就变成了攻击性不断增长的警察系统的靶子。正如Richard Fording，Joe Soss，和Sanford Schram所说，“这些新的情况造成了‘对穷人的双重管制’。福利国家的‘左手’和监狱国家的‘右手’现在作为单一制度的集成要素起作用。”

对当今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右手”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贫困的有色人种和警察关系无处不在。甚至学校都开始建立机场里的那种安全检查线，许多学校还配备了安保人员和金属探测器。零容忍重罚的政策扰乱了，有时甚至终止了对较小的犯规进行教育，而在课堂上使用暴力对付孩子并非不常见。

在学校之外，黑人和棕色人种社区一直受到警方的监控。朋友们在街边的角落里聚在一起都很容易意外遭遇执法者，而这种遭遇对穷人的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逮捕耗尽了宝贵的财力，而留下犯罪记录会使收入较好的工作遥不可及。

对穷人进行治安管制价格不菲。司法政策研究所报告称，美国每年花在自然上的钱达到1000亿美元，而每年花在监狱上的钱也达到了400亿。这些资源原本可以用于创造物质贫困和暴力所急需的就业和服务，而不是用来把数百万美国人关在牢里。

拆除美国警察国家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现在聚焦于零敲碎打的治安改革，其实是与有色人种群体所面临的现实相脱离的。像随身相机这样的改革，所能做的不过是让政府不那么野蛮残暴而已。相反，应该解除全美国的警察机关的武装，并将其置于民主问责之下。

监狱改革同等重要。美国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比其他国家都多。而随着私人监狱的兴起，尤其是国家级私人监狱，现代监狱的野蛮本质达到了新的高度。只有通过终止强制性量刑方案，终止仅仅是把前犯罪分子拴在国家的右手里的假释制度，并最终废除监狱，才能改变这种野蛮的和对生命的漠视。

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有扎根于有色人种群体的战斗性社会运动。令人欣慰的是，历史表明，这种政治改革是可能的。在1964年，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克服重重困难，结束了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全白人的代表团。在1970年的选举中，南卡罗来纳联合公民党（United Citizens Paety of South Carolina）成功地把第一个黑人选进入了州议会。而总部设在德克萨斯的全国联合人民党（La Raza Unida Party）在1970年代赢得了该地区不少地方官员职位。

要在今天重复这些成功，我们就必须对政治制度进行彻底革新。除非我们首先使抗议非罪化，释放那些曾经因为参加示威而入狱的人，并且删除与抗议相关的犯罪记录，否则拔去美国警察国家的毒牙，实施财富的激进再分配等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些法律的目的不过是要让人们远离政治。

除此之外，还必须解除对通过替代性政党进行政治偏好表达的限制。这种限制包括许多法规，比如签名要求和确保自动参选（ballot access）的高门槛。联合投票的全国立法——允许多个党支持一个候选人——会加强政治参与。在南卡罗来纳，联合投票是合法的，而这也是为什么黑人领导的联合公民党至今仍然活跃的原因之一。

但是正如一些学者如政治理论家Carole Pateman所说的，夺回工作场所的权利也必不可少。政治力量和政治效能感的发展与工作场所的民主直接相关。而在这方面，毫不奇怪的是，随着美国工会密度的萎缩，政治效能感也减弱了。对于有色人种工人来说，这一问题尤其严重。因为甚至在经济繁荣时期，有色人种工人都处于失业，工资低，而且与更广泛的经济相隔离的状态。

对工作场所民主的渴望——工人和他们的群体应该拥有他们劳动产品的思想——在最近几年里发展起来了。在密西西比的Jackson，最近一任市长试图建立合作经济，作为恢复该城市经济的一种手段。在克利夫兰，经济合作在城市最脆弱社区碰壁发展，而纽约Rochester的城市官员们已经委托进行了一项关于在当地建立合作社的可行性研究。

最终，目标是解放。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来实施变革，建立变革所需要的联盟，同时，还继续清晰明确地表达革命要求。我们必须在街道上，在家里，在投票箱和我们的社区里，开展与压迫性结构的斗争。

金融

• 作者：J. W. Mason

金融社会化不只是对抗华尔街——而是关于新的经济图景。

在最基本的层次上，金融有两个逻辑上不同的功能：管账（记录货币债务和责任）和计划（一组负责分配社会产品索取权的机构）。这两种功能的融合跟资本主义一样古老，，而几乎同样古老的是它给资产阶级良心带来的困扰。

250年来，经济学家、改革家和各种怪人已经提出了很多将银行业中记账和计划这两种功能分开，以重建货币制度的“客观性”的办法。他们试图通过立法命令来迫使货币成为“是其所是”：对价值的衡量，反映了商品的实际价值，而不是被银行家和政客的判断所影响。

社会主义者拒绝这一幻想。我们知道，曾经有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世界，而货币和信用是后来才加进去的。货币债权的网络由来已久；他们是货币生产发展和被组织起来的机基质。

有一些政治组织把金融看作是更加人性化或者真正的资本主义的敌人：管理改革者指责金融是生产性企业的寄生虫，民粹主义者将金融视为他们自己的小资本的敌人而加以憎恨，而竞争的真诚信徒则把金融看作是非法租金的收集者。在实际的层面，这些立场和社会主义纲领之间可能是有共同之处的。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即把金融看作是对更加人道的或者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干扰。

一方面，正是（作为具体组织的）金融产生了和加强了对所有社会人——人、企业家和国家——的货币债权，从而扩展和维持了商品生产的逻辑。（学生贷款加强了工资劳工的纪律；主权债务危机维持了国家劳动分工。）

然而，金融系统也是有意识计划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最为发展了的形式的地方。用熊彼特的话来说，金融相当于是私有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他们的贷款决策确定了哪些新项目将获得社会资源，暂停或者加强了对亏损企业的“市场判断”。社会主义者反对金融权力，因为我们试图逐步减少人类生活围绕着货币积累而组织起来的程度。但是我们拥抱金融中已经有的计划的因素；我们想要扩展有意识决策的领域，减少盲目的必然性的范围。

对于今天的美国左派来说，我们建议遵循如下路线的纲领：

1、将货币非商品化

将经济的货币管道的责任转交给政府，解决了当前货币系统的一些直接可见的滥用和不稳定，同时指出了进一步实施深刻变革的道路。

会涉及到的是：公共支付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普通电子支付就跟被电子支付所大面积替代的物理货币一样，是政府的责任；邮政银行（postal banking）；以及公众信用评级，同时用于债券和个人借贷者。

将货币去商品化意味着危险公共住房金融和公共退休保险这样一些东西而斗争。自住房抵押贷款已经有一些市场交易了，但其不过是延缓了本质上公共的制度。我们不需要支持通过住房所有权来培育小资产阶级的温室。应该以公共的形式直接完成，而不是将其伪装成私人交易。类似地，对老人的赡养，就像住房一样，也是一个社会政策推广（Gerald Davis叫做“资本幻想”的东西）的领域。这种幻想，以资产所有权的方式来设想人和社会的关系。相反，我们支持废除现有的鼓励私人退休储蓄的项目，转而扩大社会保障和其他类似制度。

2、压制金融

历史地看，金融管制有时会采取“金融压制”的形式。在这种形势下，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资产类型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所决定的。这就使得贷款可以更加有效地导向对社会有用的投资，同时还允许政策制定者调低利息率，从而减少债务压力和债务人的权利，在高通胀时期尤其如此。

管制应该聚焦功能，而非机构。金融的政治力量来自于它能够威胁日常社会薄记和小资产所有者安全的能力。（如果我们不救助银行，ATM机就会关闭。你的401K怎么办？）政策应该聚焦保留社会必要的功能，而不是执行这些功能的机构。存款保险就是一个模型。

3、民主化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一直都是中央计划机构。通过关于利息率和如何管制和救助金融机构的决定，他们限制了利润率和生产性活动的方向。这一作用常常被隐藏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后面。这种意识形态把中央计划机构的行为呈现为某种形式再现市场的“自然”行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变化让这一意识形态坍塌了。中央银行直接干预了信用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取代了私人借贷者。重启增长的传统货币政策的失败，推动了中央银行不情愿的走向“信贷政策”，即直接把钱带给选定的借贷者。这代表中央银行不情愿的承认了，竞争的无政府无法协调生产。

现在的挑战是将中央银行政治化——让中央银行成为公共讨论和民众压力的对象。在欧洲，（保持高度自治的）中央银行会成为未来左翼政府斗争的关键领域。在美国，我们可以要求联邦储备局建立这样的领导层，他们不仅追求低失业率和快速工资增长，而且积极的将信用导向对社会有用的结果。

4、保卫政治空间

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由广大非市场协调领域之间的市场交易的细流组成的。金融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将资本主义的逻辑强加在这些非市场的结构之上。股东对非金融企业的要求，以及债券持有人对民族国家的要求，使得这些机构服从于积累的逻辑。

因此，社会主义者必须建立防御，以对抗这些要求——不是因为我们相信生产性资本主义或者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个空间，而在这个空间中，政治是可能的。

确切的说，我们应该与公司一起反对股东。就像马克思很早以前就指出过的那样，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废除”。在没有了被收购和威胁和股东的压力之后，公司能够成为一个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就生产的空间和企业产生的利润进行斗争的空间。这并不意味着对现存企业等级制的喜爱。相反，这是对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有机构的价值的承认——作为一个由信托和忠诚的关系和内在动机所结构化的空间，承认公司是有意识地进行使用价值生产计划的地方。

左翼应该与民族经济站在一起，反对外国资本。如果跨国的金融要求被限制，国家就可以成为有意识控制经济的工具。因此，我们应该支持民族，国家政府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努力，摆脱资本流动性的“惩罚”，从而保持或者重获对金融系统的控制。这样的努力经常与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和排外情绪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们必须毫不妥协地加以拒绝。相反，我们应该期待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国家边界不会给人们的思想强加任何障碍，同时又限制了商品的流动，使其成为私人金融债券不可逾越的屏障。

女权主义

• 作者：Maria Svart

与性别歧视做斗争的政策就是给穷人和工人阶级女性赋权的政策。

今年的选举是女性在美国第一次作为可行的候选人参加大选。但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并没有怎么庆祝——她们知道，真正的改变与符号性的改变不同，只有当财富和权利向穷人和工人阶级女性再分配时，才会到来。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相信，允许妇女和男性平等地参与社会，而不是依赖于正式或者非正式男性伴侣获得经济生存的政策——孩童时期获得健康食品、干净空气和安全住房的权利、对他们孩子的收入支持以及避孕和堕胎的权利、掌控女性的有偿和无偿工作条件和工作成果的权利、全民医保以及安全的有尊严的退休——会让女性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上受益。

是什么在阻止这些政策的实现呢？首先是资本主义。我们的经济依赖于异性恋父权制核心家庭中女性的无偿劳动，以创造和培育未来的工人和最大化男性工人的生产率。大多数女性还会在家庭之外工作，经常是在低收入经济部门（如护理）中工作。由于与女性联系，这些工作的价值就被低估。

除了在工作场所中剥削女性的男女精英，文化和政治精英在压迫女性方面，也发挥着中心的作用。他们塑造公共观点和制度，通过捍卫个人成功和个人价值依赖于个人责任、个人品质和为企业生产利润的能力的理念，来促进和提高财富的再分配。同时，女性（还有越来越多的男性）被迫参与到和认同于消费的仪式。这些仪式被设计成用来使美化（beautification，包括美容、美体、美发等等——译者）方面的开支最大化。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制度被操纵成只让少数精英得利，而这些精英抓住每一个机会，使用复杂多样的办法，对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和工人阶级的各个群体进行剥削，包括女性在内。

因此，对性别歧视的左翼分析与主流的女性主义论证不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由于性别歧视不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它必然会影响这一制度，同时也会被这一制度所影响。进一步说，消灭性别歧视的方式不是期待每个女性都“向前一步（lean in）”，向她之上的权力证明自己，而是和所有其他女性联系起来，一起要求在塑造他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条件方面的话语权。女性作为一个阶级——尤其是占我们性别绝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女性——联合在一起会强大很多，会更有能力要求具体的政策改变。这些政策改变不仅挑战资本的逻辑，而且也挑战当前的性别制度。

与性别歧视作斗争的政策就是给穷人和工人阶级女性赋权的政策。

为所有人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单一支付全民医保，会让女性极大地获益，因为医保覆盖将会独立于就业和婚姻，并且促进对慢性病更好的治疗、以及解决让女性陷入债务和破产的费用问题。对于长时间处于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照顾生病的家人的女性，或者承担领薪工作中负担最重工作的女性，也会得到帮助。这样的制度必须包含生殖健康服务比如避孕、堕胎和产前保健。

一个新的公共资金支持的，全民高质量育儿系统会把家庭从私人育儿服务的沉重费用负担中解脱出来，对那些仍然从事着大量育儿工作和其他家内老动的女性来说尤其如此。此外，确保服务提供者接受合格的训练和生存工资，会让服务工作摆脱当前被低估和报酬过低的状况，而通过公共计划对其进行管理则会让育儿服务透明，防止在个体家庭中工作的工人陷入孤立。同样的办法适用于K-12（幼儿园到十二年级）和更高的教育系统中的工人们。

女性占低收入劳动人口的大部分，而且在工会化率的行业中占比更高。许多人都没法独自生存，由于缺乏财富储备，他们无法摆脱家里的施暴者，甚至无法给予真正的和睦相处来选择人生伴侣。过得下去的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最低工资，从十五美元开始，但理想状况应该更高一些，加上废除性别收入差距，会在提高女性独立性方面前进一大步，再去除工会化障碍方面也是如此。

以扩大食品券和福利项目的方式增加直接收入支持和补贴，会立即帮助数百万女性和孩子。通过以激进的方式呼吁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各个群体，克服统治阶级设置的政治障碍，这样的计划甚至可以转变为全民基本收入。而全民基本收入不仅倒向身体上更健康的社会，还会带来更广泛的文化复兴。

没有全民基本收入的情况下，有意识地以这一政纲中列举的各种项目，投资教育、培训和生存工资工作，这样的选择会立即遭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根本问题——好工作的短缺。

但是，即将到来的自动化浪潮也很可能以我们预测不到的方式改变社会。生存未必要依赖于为工资而工作。出于这一理由，女性需要参与关于新经济制度的讨论。在决定我们应该怎样创造一个新的制度和如何分配资源以破坏旧的性别行为模式的问题上，贫困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必须有话语权。

（未完待续.....）

• 译者：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