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希望避免巴黎公社的命运。这是他们在1917年7月没有执政的原因。

1917年6月18号在彼得格勒进行的政治示威。左边的横幅写着：“将和平交给全世界，权力全部交给人民，土地全部交给人民。”而右边的横幅则写道：“打倒资本家部长”。这些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标语。

1917年，俄罗斯拥有超过1.65亿公民，而只有270万人住在彼得格勒。这个首都拥有39万工厂工人——三分之一是女工，驻扎着21万5千到30万名士兵，其中约3万名水兵和士兵驻扎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港海军基地。

随着二月革命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Tsar Nicholas 「」）的退位，由孟什维克（Mensheviks）和社会革命党人（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领导的苏维埃（Soviets）将权力让渡给非民选的临时政府，其决意让俄国继续参与一战，并将土地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选举之后，而后者很快就被无限期推迟了。

同样是这些苏维埃，它们也要求建立士兵委员会，并指使他们不遵守任何官方的指示，如果它们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和法令相违背。

这些相互矛盾的决策产生的是一个不稳定的带有二元性的权力结构，而这可以由日常的政府危机显示出来。

彼得格勒苏维埃一号指示。发布于1917年的3月14日。这份文件号召各小组选举士兵委员会，以将代表们送往苏维埃。并只有在他们的长官和临时政府的命令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命令与法令不相矛盾时才可遵守。所有武器将上交给这些委员会，“而且即使有要求，任何情况下（武器）都不能拨给长官们。”

第一个这类危机爆发在战火中的1917年4月，而直到主要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人——来自加德（立宪民主）党（Kadet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Party）的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yukov）和十月党人（Octobrist Party）的亚历山大·古契科夫（Alexander Guchkov）——被罢免为止才结束。此外，这还使得政府在彼得格勒的驻防上的无力暴露出来：军队更多地响应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而不是当时的指挥官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General Lavr Kornilov）。

联合政府从这些危机中诞生，其中包括来自资产阶级政党的九位部长和六位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人。李沃夫公爵（Prince Georgy Lvov ）依旧担任首相与内务部长，但陆军和海军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社会革命党的一员，迅速成为政府内冉冉升起的新星。这届内阁还包括了邮电部长伊拉克利·策烈铁里（Irakli Tsereteli）和劳动部长马特维·斯科别列夫（Matvey Skobelev）。社会革命党人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和帕维尔·佩列韦尔泽夫（Pavel Pereverzev）也分别作为农业部长和司法部长加入了内阁。

1917年夏季的布尔什维克党

布尔什维克党人挣扎着度过了1917年的上半年。他们一开始反对国际妇女节的示威，而这导致二月革命爆发。然后布尔什维克党在3月中旬经历了一次急剧的右倾，列甫·加米涅夫、约瑟夫·斯大林和M.K.穆拉诺夫（M. K. Murano）从西伯利亚归来并接管了党报《真理报》（Pravda）。在他们的控制下，报纸提倡对临时政府批判性地支持，拒绝“打倒战争”的口号，并呼吁停止在前线进行的破坏活动。

这些态度与列宁在《远方来信》中表示的观点大相径庭，所以《真理报》毫不意外地只发布了《远方来信》其中的第一部分，而且还缺了很多内容。根据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hlyapnikov）的证词：

“3月15号，‘真理报改版’第一批亮相的那一天，也是护国主义者们（defencist）胜利的那一天。整个塔夫利达宫（Tauride Palace），来自杜马（Duma）的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革命民主的心脏地区，充斥着新闻的一部分——温和而又通情达理的布尔什维克胜过了极端分子。在执行委员会内部，我们面对着恶毒的微笑。”

在4月3号，当列宁到达芬兰车站时，这些观点流行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列宁）将自己著名的《四月提纲》展示给由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相反的是，列宁重申了他对“革命护国主义”（revolutionary defensism）的全面批判，并提倡深入前线。他也接受了列夫·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当前阶段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第一阶段向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权力会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

列宁反对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对临时政府的“有限度的支持”，要求转而完全地拒绝并消除布尔什维克和不那么激进的孟什维克可能重新联合起来的信念。从那时起，布尔什维克号召将全部政权收归苏维埃，这样以后才能武装人民，消灭警察、军队和国家官僚系统，没收地主的所有财产，并将生产和分配的权力让渡给工人们。

从4月24号到4月29号，在彼得格勒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对战争和临时政府的观点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列宁的《四月提纲》的第一页完整地发表在《真理报》上。

在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还比较小，在彼得格勒只拥有约两千名成员，仅占该市工业劳动阶层的0.5%。通过四月会议的召开，仅仅单算首都，党员数量就足足增加到了1万6千名。在六月底，这个数量又翻了一番。两千名示威的士兵加入到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中，超过四千人加入了真理俱乐部（Club Pravda），一个为军事人力部门服务的无党派组织为布尔什维克的军事组织所用。

成员数量的剧增改变了组织。它的队伍中扩充了冲动的新兵，他们只了解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但渴望进行革命行动。

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开始合并现存的组织。在5月4号，联合政府成立的前一天，托洛茨基从流放中归来。既然他和列宁找到了共同点，托洛茨基开始将他的组织加入到列宁的党中，包括米兹雷恩希（Mezhraiontsy）即彼得格勒的区联派（Inter-District Organization）。

即使经过指数级增长，布尔什维克依旧属于少数。在6月3号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中，他们的代表仅占10%不到。这个国家会议包括了1090名代表——只有822人可以投票——其中占了300名和53名地方上各区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以105名代表之数握有第三大代表权，在社会革命党（285名代表）和孟什维克（248名代表）之后。

此时，彼得格勒拥有三个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九人中央委员会（the nine-man Central Committee）、全俄军事组织（the All-Russ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和彼得堡委员会（Petersburg Committee）。每个组织都拥有自己的责任，迫使他们遭受不同的甚至有时相冲突的压力。作为不得不考虑全国情况的中央委员会，经常发现自己控制着更加激进的组织。

准备舞台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计划在6月10日举行一场武装示威，以表达群众对临时政府准备进行军事进攻的反对，克伦斯基在兵营中重建军纪的尝试以及日益增长的把军队转移到前线的风险。迫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反对，这一行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

布尔什维克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在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中的，将这次流产的示威当作潜在的起义。实际上，列宁自己不得不出席一次紧急会议以保护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取消计划中的鼓动的决定。他解释道：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遵守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正式决定，而且反革命打算使这次示威为己所用。列宁补充道：

“即使在通常的战争中，由于战略上的原因有时也会不得不取消预定的进攻；在阶级斗争中，由于中间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动摇，就更有可能如此。必须善于估计形势，当机立断。”(译按：此处译文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取消游行示威的讲话》（1917年6月11日），收入《列宁全集》中文二版，30卷，第300页。)

苏维埃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在一周后的7月18日举行自己的游行，并命令所有驻扎的军队在解除武装的条件下联合起来参与。布尔什维克将其转变为一次大规模的，有超过40万人抗议者的反政府示威。

在他的《讲述俄国革命的目击者》一书（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Eyewitness Account。译按：又译作《俄国革命札记》）中，尼古拉•苏汉诺夫（Nikolai Sukhanov）回忆道：

“彼得堡的所有工人和士兵都参加了（这次示威）。但这次示威的政治角色是什么呢？‘又是布尔什维克，’我注意到，盯着标语，‘在这之后是其他几行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给棚屋以和平，给王宫以战争！’在这条结实沉重的道路上，彼得堡的工农、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表达了自己的意志。”

布尔什维克原本计划着与彼得格勒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盟（Petrograd Federation of Anarchist-Communists）——当时运作中的两大无政府主义组织之一——举行联合示威。无政府主义者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超过它的盟友，并将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前线报纸的编辑豪斯托夫（F. P. Khaustov）从维堡监狱（Vyborg prison）中解救出来。

作为回应，政府突袭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总部并杀死了他们的一名领袖。伴随着克伦斯基的七月进击和对武器与人员的新命令，安思林（Asnin）的屠杀加剧了军队的动荡，尤其在第一机关枪军团之中。在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的鼓动下，这些士兵计划最早在7月1号举行一次即刻的起义。

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全俄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被警告不要因为举办一次无组织的不成熟的起义而给政府以可乘之机。列宁在6月20号的讲话听起来像一个预言式的警告：

“我们必须特别专注与谨慎，这样才能避免被激怒……即使是我们只是在局部范围犯了一次小错，也足以毁灭一切……即使我们现在有能力夺取政权，能够将政权维持下去的想法也是幼稚的。

我们已经说了不止一次：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只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我们在苏维埃里面所占的比例按精确的算有多少？现在不说其它的城市，即使是在两个首府里的苏维埃，我们也是一个不重要的少数派。而这个事实又表明了什么？这绝对不能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大多数群众正在动摇，但依旧相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译按：这段引文原链接是Tony Cliff 的文章，Tony Cliff文中则是引述Alexander Rabinowitch一书Prelude to Revolution ，翻查了该书，作者表示列宁这个讲词没有被收入《列宁全集》。翻查英文版和中文版都没有，唯一在时间和观点较为接近的文章，似乎是《政治形势》（1917年7月10日），见《列宁全集》中文二版，32卷，第1至5页。）

列宁在一次《真理报》的社论中重拾这一观点：

“军队肯去牺牲，是因为相信自己作出牺牲是为了自由，为了革命，为了尽快取得和平。

但是军队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它不过是在革命现阶段跟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走的人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相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即依附于资本家的政策。这个总的和基本的事实决定了我们党的立场和行动。”（译按：此处译文按《革命、进攻和我们的党》（1917年6月21日），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339页。）

但在托洛茨基的陈述中，工人与士兵：

“还记得，二月间，恰当胜利关头，他们的领袖正要下令退守；又记得，三月间，八小时工作制是由下层的发动而争来的；又记得，四月间，米留可夫是由那些自动走出街上来的兵队所推翻的。回忆了这些事实，群众的情绪就更加紧张而不耐烦起来。”（译按：此处译文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第2卷，第1章。）

彼得格勒军事组织的单位级别的领袖们大力支持反对临时政府的突然而又直接的行动，而且许多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普通士兵已经觉得一次提前的起义不可避免，甚至是对此向往的。

就在这次进攻将要崩溃之时，政府却陷入了另一场危机：四位加德（立宪民主）党的部长离开联合政府，反对克伦斯基政府对乌克兰中央会议的妥协。这次突然的变节使得政府（现在由六位社会主义者和仅有的五位资产阶级部长组成）陷入混乱与脆弱的状态中。就在七月事件开始之初，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人部分夺得了多数票，证明了他们在群众中增长的影响力。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

武装示威

被称为“七月事件”的一系列事件始于7月3号，这一天第一机关枪军团在众多其他军事单位的支持下发动了一次起义。起义的爆发与布尔什维克第二次彼得格勒城市会议的召开时间7月1日正好相近。

直到几个得到工人群众支持的军团已经占领了街道，并且普通士兵中的布尔什维克也参与其中，中央委员会才决定参与这次运动，并提议示威要在布尔什维克的保护下在第二天继续进行。虽然中央会议明白抗议者会携带武器，这份提议却对一次武装起义或者对政府机关的占领只字未提。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决议重申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政权移交给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因此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承担了一场街头运动的领导权，而这场运动从开始起就超出了它的控制。始料不及的爆发使整个党陷入混乱当中。那些遵守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赞成推迟革命的人发现自己与很多人立场并不一致，特别是那些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支持立即行动。

当然，在革命时期，一个革命党会经历爆发式的增长：我们已经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支部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以1600%的速度增长。这使得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其显而易见地在不同党报上不同程度的紧张和分裂党组织的威胁中呈现出来。

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安排能阻止这一切发生；一系列环境因素影响了革命的开展，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赢得了群众信任。这正如后来的德国革命所演示的那样，在热烈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及时建立一个胜任领导革命的党。

7月3日，武装示威者逮捕克伦斯基的尝试没有成功，这是在克伦斯基前往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之前。他们打算强迫这个组织从临时政府手中夺权。

约六、七万群众瓦解了宫殿的防御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执行委员会拒绝了。托洛茨基捕捉到了这可笑的一刻：当成百上千名抗议者要求苏维埃的领袖们当权时，他们自己正在寻找用来对抗示威者的武装力量。

在二月革命的余波中，工人和士兵们已经赋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权力，但这些党试图将其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更倾向一场对抗人民的战争而非不流血地将权力移交到他们自己手上。当七月的示威者意识到苏维埃的领袖们不会背弃自己的资产阶级盟友——他们大多以自己的方式离开政府——事情陷入了僵局。

“你个婊子养的，权力都给你了，夺权啊！”（"Take Power, You Son of a Bitch, When It's Given to You!"）

在接下来的几天，远在芬兰的列宁直接前往布尔什维克党的司令部，克舍辛斯卡娅（Kshesinskaia）公馆。很快，来自喀琅施塔得港海军基地的水兵们也到达这里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出乎那些水兵所料：它强调对一次和平示威的需求，并表达他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会胜出的信心。他最后呼吁水兵们自我约束、坚定决心并保持警惕。

七月事件使得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列宁陷入最不寻常的关注中：他们妨碍了首都发生的一次不成熟却成功了的起义。这种起义可能孤立布尔什维克并摧毁革命，正如1871年巴黎公社和1919年的（德国）斯巴达克斯同盟起义（Spartacist Uprising）中发生的那样。

一支约60多万人的队伍直指塔夫利达宫，可只是先在涅瓦斯基大街（Nevsky Street）和里特尼大街（Liteiny Street）的转角处撞上了狙击手的枪火，随后又在帕特尼莫诺夫大街（Panteleymonov Street）和里特尼大街的转角处撞上枪火。可是，最大的伤亡却来自两个哥萨克骑兵中队之间的冲突，他们甚至雇佣了火炮部队来镇压示威者。在一边倒的街头作战中，由费奥多·拉斯柯尔尼科夫（Fyodor Raskolnikov）率领的喀琅施塔得港的水兵们抵达了陶里德宫，他们在这里加入到第一机关枪军团之中。

彼得格勒，1917年7月4日。军队开进之后，示威者在涅瓦斯基大街上寻找避难所。

然后，那一天最戏剧性又哭笑不得的事件中的一个发生了：社会革命党中所谓的理论家维克多·切尔诺夫（Victor Chenov）被送出去劝抗议者冷静冷静。人们抓住了他，而一个晃着拳头的工人告诉他：“你个婊子养的，权力都给你了，夺权啊！”

他们公布了切尔诺夫被扣押的消息，并将他就近关到一辆车子里。托洛茨基及时的调解救下了这位部长。苏汉诺夫描绘了这一离奇的景象：

目力所及的人群都陷入了混乱之中，大家可能会想，所有喀琅施塔得港的水兵都认识并信任托洛茨基。他开始演讲，但人群并没有平静下来。如果在那时，附近有人用挑衅的方式开一枪，可能会发生一次大屠杀，我们所有人，还可能包括托洛茨基，都会被撕成碎片。很激动，却又在这种险恶的气氛中找不着话的托洛茨基，即使是离他最近的一排群众也几乎不听他的……当他试着让切尔诺夫移交到自己手中，车子旁边的士兵们开始发怒。“你来这里是为了宣布你的主张，并向苏维埃表明工人阶级不愿再看到资产阶级当权（据托洛茨基所说）。那你为何用这种卑劣的暴力行径来镇压随便一个人，并伤害你的事业呢？……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明他对革命的贡献；你们中的每个人都准备让他为此送命。我是知道的。把手递给我，同志！你的手呢，兄弟！”托洛茨基把手向下伸给一个用特殊的狂热抗议着的水兵。但后者坚定地拒绝回应……在我看来，这个在喀琅施塔得肯定不止一次听过托洛茨基大名的水兵，现在好像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叛徒：他记得托洛茨基之前的演讲，并且开始糊涂了……由于不知如何是好，那些喀琅施塔得港的水兵放了切尔诺夫。

切尔诺夫回到了塔夫利达宫并写了八篇社论谴责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党报《人民事业报》（Delo nadora）最终发表了其中的四篇。

临时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却以更加背信弃义的方式进行了报复：第二天，它启动了一次将列宁（由一辆密封专车途经德国到达俄罗斯）描述成德国总参谋部代理人的造谣运动。

反动派的暂时胜利

在7月5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军区发起一场军事行动以重新夺回对首都的控制。忠于政府的军队占领了克舍辛斯卡娅公馆（Kshesinskaia mansion）并捣毁了《真理报》印刷厂。列宁死里逃生。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万一列宁被抓住，他是否会遭遇跟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斯巴达克同盟起义中遇害的同样命运。也许我们能在一份事变两天后出版的右翼报纸《彼得格勒新闻报》（Petrogradskaia gazeta）上发表的讽刺漫画上发现一些端倪：

“列宁往高处走？……好吧，有块好地方为他准备好了!!!”

忠于政府的军队也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而后者被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命令下的第一机关枪团包围着。党的中央委员会命令追随者们停止街头示威，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士兵回到兵营中。

与此同时，政府下令逮捕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包括列宁、加米涅夫、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以及托洛茨基和作为区联派首脑的安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虽然这些政治犯中的一部分人，包括托洛茨基，在科尔尼洛夫政变期间获准出狱来阻止工人的抵抗，其它人得在狱中接着吃牢饭，直到十月革命爆发才出来。

因此，用列宁的话来结束七月事件，便是：“某种比游行示威大得多而比革命小一些的事件。”。

一些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不得不潜入地下，其报刊也被封停了，但这些挫折非常“短命”。第十一军团在一次德国强力反攻下的西南前线的失败，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复兴了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正确性。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很快又用稍作修改的名字重现天日，而且党的委员们很快又找到了新的立足点。而解除叛乱军队武装的命令则说来容易做来难。很快在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政变的失败彻底改变了局面，最终为布尔什维克成功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

2017年7月27日

• 原标题：The July Days
• 作者：丹尼尔·盖多（Daniel Gaido）
• 翻译：马兰
• 校对：季耶、郢歌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