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钟萍
历史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人总是躲躲藏藏，虽然前者只不过意味着后者的全部活动。最剧烈的变化往往在无声无息中到来，难以捉摸，即便是那些自称掌握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人，也不免对着新时代发出陈腐不堪的疑问。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时代。尽管善良的人们在巨变发生若干年之后，猛然发现或者不得不承认社会已经复辟的现实。但他们对于这个复辟社会的理解，却与文革期间情绪激昂的大字报作者并无二致。他们的恍然大悟并不能帮助中南海那位拥有悲剧晚年的老人缓解内心的孤独。经济危机以来的各种古怪的喧哗告诉人们，先进知识分子还未真正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深入分析这个崭新的时代，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斗争道路；无论是对中国崛起的千般激动，还是对转基因的万分恐惧，都只不过是马克思透过鲜活的历史提醒人们，共产主义的道路还十分地漫长。
之所以漫长，不仅源于共产主义者力量的薄弱，更重要的是上升期的或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主观愿望上，远不如边缘国家那些工资微薄的无产者和破产农民。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格尔顿说道：“最容易孕育革命的地方恰恰是革命最难以维继的地方，这也许是社会革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会对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冷漠冷嘲热讽。常人也许觉得日常的国家事务事不关己。只要社会还能给公民一点点可怜的盼头，他们为什么要放下自己所拥有的，危险跳入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呢？这是一种情有可原的保守主义”（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192、192页）。左派们（实际上也包括自由派）愤恨不已的不就是中国人的所谓奴性吗？其实这种奴性是普遍的历史现象，它的存在恰好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当然，中国的左派目前还没有资格说自己已经检验了这一结论，或者有机会修正这一结论，毕竟在中国绝大部分工厂里，还看不到共产主义者的身影。于是，玄谈之风在网络和现实中都十分盛行，因为据说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而未来的社会不会再有饥荒；但如果人们没受到饥饿的威胁，又怎么会爆发革命呢？于是乎，许多人在QQ群里斗嘴图强，在BBS上灌水泄愤。
但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恰恰因为它不是诉诸于人们的良知，而是冷静分析客观的物质运动。资本主义的问题与以往时代不同，问题不在于生产力暂时倒退，而在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于流通反对生产。网站以往的文章中也谈到过这个观点，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着重向大家介绍赵忆宁关于日本共产党的调研报告。因为我们的确需要知道，应如何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展工作，而日共的经验正好可以帮助找到行动的方向。
自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以来，网络上关于日共的报道并不鲜见，比如《蟹工船》和《资本论》的热销，日共年轻党员人数的大幅度增加等等，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许多人感到疑惑，日共作为一个历经80多年风雨的政党，在多国共产党因为苏东巨变而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不但顶住了压力，还逆势上扬，靠的是什么？其生存和发展之道与其他在野的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呢？虽然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鲜有对日共进行深入报道的文章。赵忆宁老师的作品弥补了这一空缺。她通过访谈相关当事人的方式，对日共的各个重要方面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从这份报告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日共领导人的工作和生活，对一般党员的政治状况和生活态度也会有相当的了解。而对于一个政党生存必不可少的组织工作和财政工作，报告也颇费笔墨加以说明。至于议会斗争，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展运动所难以避免的。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应不应该走，报告也提供了相当多的材料。
我们的斗争环境，与日本共产党当年所经历的社会条件类似，都是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自然不能照搬“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而西欧共产党所掌握的党员人数寥寥，已经失去了社会影响力，不具备成为榜样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日共的经验正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学习日共，不是照抄日共，两国的国情不同决定了斗争方式的差异。尽管如此，我们仍旧认为，对于迷茫到求救于民族主义的国内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了解一下日共是如何进行斗争的，绝不会是一件坏事。
不仅如此，当今的共产主义者会感受到，与以往的革命——即那种生活的浪漫主义叙事不同，资本主义社会是把革命者当做市场主体来对待的。在获取生活资料的问题上，革命者相对于一般的工人没有任何特殊性可言。事业和生活这一“伟大”的冲突，不仅撕碎了许多人的理想，把他们消磨成迫不得已的犬儒主义者，假装正经的虚无主义者，同时还耗费了优秀青年们大量的宝贵时间。的确，没有历史就没有权威，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向众人宣布应该走一条新的道路。的确，如果有卢布可以领取，可以当职业革命家；如果有游击可以打，也可以冒险一试；但如果需要在忍受异化的时候，还要费劲地思考如何消灭异化，确实需要太高的革命品格。我们不想单纯的质疑某某同志信仰是否坚定，指责他人太容易不过了，难的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假如我们向前看找不到路，不如向旁边看看，看看那些生活着的，跟我们一样充满了人性的弱点的人，是如何在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默默工作着。学习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做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其实是我们推荐这部调研报告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生活，往往能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共鸣和感动，但对于像报告作者的一类人，却又产生了一些另外的效果。作者在报告里多次透露了她与日共党员做访谈时的感受，在被采访者向他展示那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候，她不仅心灵受到震撼，甚至“咳嗽”、“呼吸急促”、“干呕”起来，有一次还不得不提前结束采访。大家应该很奇怪，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实际上，作者应该是很常见的有正义感的“党内健康力量”，内心是善良的，但对于社会的看法，仍旧像普通市民一样，是庸俗的。在他们眼里，革命是属于上一辈人的事情，而我们则生活在革命后的时代；革命是历史的理论化的存在，而现实中早已不存在那种革命者普遍具有的精神：无私无畏，为弱者而战斗。成为一个好人是容易的，因为这不需要反对现存秩序，但要成为一个革命者却要艰难得多。她应该惊异于这种本应在书本或者在疗养院里出现的人物，居然活生生地展现在她眼前；不仅有老人，有中年人，还有跟他儿子差不多大的年轻学生。何况，日本的贫富差异比中国小得多，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是中国拥有更多这样的人才对。但恰恰相反，在中国像她本人这样的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何况真正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事业的人。她的道德观从此必须改写了，所以作者把这次调研称为“心灵救赎”。
是啊，日本共产党员难道不值得人们尊敬吗？为了事业，可以忍受比同事低得多的工资，可以放弃更好的职业发展前途、可以从自己紧巴巴的收入中拿出相当一部分来贡献给党。要知道，日本共产党是日本唯一不接受大公司赞助，也不领政府的政党补助金的政党，全部收入都来自于党费、《赤旗报》的收入，以及党员和同情者的捐款。归根结底，日共的存在和发展完全是靠40万党员对信念的坚守换来的，连他们总部大楼的建立也应归功于此。从这一点看，日共比英共等欧美的在野共产党要成熟得多，值得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学习。分析原因，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日本共产党特别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日共在全国有22000个支部，通过这些支部，党把自己的成员团结了起来，使得同志们可以相互熟悉，对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之类似，近几年在欧洲相对成功的左派政党德国左翼党，也是一个注重发展基层组织的党。而我们有同志在东南亚走访时，当地同志向我们坦诚，最近几年虽然名气大了，但能发动起来参与游行的群众少了，原因就是放松了基层组织建设。如果党员长期不参加党的活动，跟其他同志也不熟悉甚至不认识，怎么能期望他能为了组织做出一些牺牲呢？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
第二，日本共产党重视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众所周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上都是很有名气的，有不少左派教授在大学里搞“阵地战”。报告作者在采访时就发现不少日共党员本人就是在大学中任职的教授。不仅党的领袖著作等身，基层的工人党员对基本理论也都很熟悉。比如，虽然工人党员酒井俊一声称自己参加《资本论》学习班比较吃力，但在交谈中，却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工厂如何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做了一番生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只有对它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确认自己的信仰。日共遭遇苏东巨变而屹立不倒，与其党员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是分不开的。
第三，共产主义在日本已经创造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日本国民中有着良好的口碑。报告作者在采访《赤旗报》的过程中，就遇到两个父母是日共党员的同行。这也正是我们之前所倡导的，要努力形成稳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其实张宏良的这个说法没错，红二代的确往往能表现出众，但不是掌了权的红二代。当然，对于这一点，仍需要更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才能完全获知。
肯定有同志不认同日共放弃暴力革命，走议会道路的做法。其实，一开始了解日共的时候，我也是这个感受。修字党嘛！人多有什么用，再多没有苏联多，还不是该垮就垮。但深入的了解可能会让大家的看法发生一些转变。革命是一种不以单个政党单个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运动，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因而党的任务是宣传思想团结工人，而不是策划革命。在日本，共产党实现暴力革命受到地域狭小和历史沿革的限制，并且战后日本国内的保守政治气氛，也使得激进的革命主张难以有太大市场。与其在党章里写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做，同时还一直被国民恐惧的东西，不如暂时删掉。如果我们的组织处于那种“两头不到岸”的情形：意识形态上的激进革命色彩决定了难以在当前政治中有所作为，而政治组织上的涣散和力量的单薄又使它在历史机遇到来时无法领导革命，那么共产主义事业将永远流于空谈。一般来看，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因为参加共产党对自己的生计有百害而无一利，特别是日本。所以日共党员是基于共同的政治认同走到一起的，虽然这些政治认同不全是共产主义的，有相当多的人是基于民主主义原则而参加日共的，由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一点在所难免。如果换一种社会条件，则有可能把标准提得更高些。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一般的开展事业的方法，对于政治倾向的划分，可以放在以后来探讨。
回到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很庆幸，我们已经不是在黑暗中进行无意义的摸索了，至少站在了原点。无论“左转”还是“整党救国”，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梦呓，摆脱这些谎言是无产阶级走向觉醒的第一步。如今已经走出这一步了，因为已经没有人真的关心那些虚拟的政客在视频了到底谈论了些什么。当然，我们最终还会回过头来关心，但那是在已经拥有一定的实力，可以真正地进入广阔的斗争舞台之时。今天的重点是如何往前走，不是为了一时的激动，而是为了能在若干年后，能够像日共那样，拥有大量基层组织和党员，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借鉴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其他国家同志经验的基础上，独立地进行思考，并认真践行之。共产主义的旗帜会不会在东方再次飘扬呢？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但内心希望答案是肯定的。
最后，希望大家批判地阅读这篇调研报告，在感受日本同志坚守理想的宝贵精神之时，还能为当下运动的开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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