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黑夜里的牛
说起马来西亚，人们脑海里第一个闪现的，除了东南亚的热风，或许还有吉隆坡那耸立犹如冰山的双塔。如果要谈谈马来西亚的社会主义，倒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起来。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主流媒体的低俗和意识形态偏见。实际上，在被包装为商品的风景之外，马来西亚还有许多的东西能够引人注目，对中国人尤其如此。且不说大多数人从未听闻共产党曾经影响马来西亚政局近50年之久，就连在那里忙活着600万华人这一事实，也常常会让初到马来的中国人惊讶一番。
相对说来，左翼网络媒体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乌有之乡就曾登载了许多原马共领导人撰写的回忆录。但马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经与政府停火，随即宣布解散，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此后二十多年里，马来西亚的社会主义运动有没有重新出现？是不是同缅甸与泰国一样，从此不再有社会主义的声音了呢？与许多同志一样，我也一直持较为悲观的看法。11年秋与12年春我曾两次出差到马来，期间有幸与PSM（PARTI SOSIALIS MALAYSIA,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党员交流并参观了党部，这才对马来西亚社会主义运动的真实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但与PSM的接触毕竟不是正规的调查或者访问，只是工作之余的走马观花式的“游玩”，就一直没有计划撰写专门的文章来加以介绍。不过，即便是“走马观花”，年轻的PSM的发展经验所带来的启发仍然是非常大的。我就借文萃编印之机，简要地介绍一下PSM的历史和发展现状，以及自己在马来的一些所见所感，供大家参考。
PSM的成长历史
PSM成立于1998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政党。许多人会认为，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应该是作为马共的延续而存在的，改名只是为了避嫌。实际上，PSM并没有什么组织遗产可以继承，相反还要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中共的角色转变和泰国政府的强力打击，曾经有过数千人的马共游击队土崩瓦解，各级官兵纷纷投降。走投无路的马共最后与马来政府和谈，放弃了自己的组织，许多以前的马共成员留在了泰国。相较五十年代的“华玲和谈”，这次和谈的结果并不更差，但组织已经彻底崩溃，其政治影响力也就此消失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反动宣传，共产主义几乎成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而苏东剧变更是彻底地把“社会主义”从知识分子的话语世界中彻底扫除出去了。其实，中国人对这段历史同样有深刻的记忆，只不过官府还挂着红旗，给人以一致性的错觉。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
PSM的前身不是马共，也不是人民党（该党曾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苏东剧变后删去了社会主义一词），而是三个草根的非政府组织（NGO）。1994 年5月1日，三个服务于城市和农村贫民的非政府组织，即由阿鲁茨万领导的社群发展中心（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re，简称CDC）、杰亚古玛（Jeyakumar Devaraj）率领的霹雳州组织Alaigal，以及纳西尔领导的祖国人民之声（Suara Warga Pertiwi），在独立广场发起了一场让许多人震惊的大型集会。一些新闻媒体称之为“马来西亚工人的觉醒”，因为吉隆坡出现工人阶级的大型集会已经是二十年之前的事情了。
虽然在1991年左右就有人提出了组建新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想法，但这些已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NGO领导人并没有考虑组织自己的政党，而是继续着眼于服务底层群众。不过，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他们的预料。他们在95年大选之前，提出了自身的诉求，并要求参选的政党表态。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基于这一现实情况，组织成员就要求组建独立的政党。但在筹备组建新党的过程中，关于是否把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党的名字中能否包含社会主义一词的问题，却产生了极大的争论，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确定下来。令人惊讶的是，挑起争论的并非党内的底层群众，而是知识分子，他们担心社会主义这个词语会给党的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建议不用“社会主义”。但群众的强烈要求最终使得他们改变了看法。在1997年底，包括党章在内的各种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了。在询问了群众的意见后，党的创始人们决定在1998年4月30日晚（the eve of May Day），正式提交新政党“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注册申请。但资产阶级政府怎会愿意让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注册呢？他们的申请被驳回了，给出的说法是，“威胁国家安全”。尽管没能注册成功，社会主义党仍光明正大地从事政治活动，同时长年通过所有可能的途径争取正式注册，以取得合法地位。不过，这一过程整整花了十年。到2008年，政府终于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允许PSM注册为合法的政党。
以上就是对PSM历史的简要叙述。可能很多同志仍旧会有疑惑：PSM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政党呢？正统马列、托派还是毛派呢？实际上，我也曾就此问题咨询过朱进佳（网名安那琪）同志。他的回答是，无论对内或对外，他们党并未明确声称是某一共运派别，党内持各种思想的同志几乎都有，不过大家都秉承为底层谋福利，为社会主义社会奋斗的原则来做事情，而不是热衷于用思想来划分派别。为了让大家能稍微多一些了解，我把他们党的基本原则简单翻译一下：
马来西亚政治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种族或者宗教，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制下的生产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只有在马来西亚的劳动者接管，并民主地控制生产资料的时候，马来西亚的社会政治问题才能被消除。
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坚定地致力于争取一个世俗的、真正民主和公正的社会的斗争。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是为着大多数人的需要，而通过民主地选举工人委员会，人民在社会管理中会有真正的发言权。
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的会员资格开放给那些接受社会主义社会分析，并准备投身于人民运动的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追求成为合法政党的十年里，PSM虽然身份不合法，却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PSM公开出版的书籍《Socialism Back On Track》一书，对党在这十年里的工作做了一些总结，简单罗列于此：
- PSM 延续了马来西亚社会主义的传统。虽然历史要把社会主义这个曾经最大的政治势力扫除出去，但由于PSM的存在，由于其明确的意识形态，阶级观点，表明了社会主义是有生命力的，只要有资本主义，就能会有社会主义。
- PSM一直坚持把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来向群众推广，成功地把社会主义带回了国家发展的地图中，不仅如此，反对社会主义的社会成见也在逐渐消失。
- PSM一直在揭露统治党拒绝社会主义党进行注册的反民主行为。这一斗争得到本国和国际上各种团体的支持。在国内，各主要反对党及人权组织都要求政府尽快完成PSM的注册，而国际上也有许多社会主义和左翼组织声援PSM争取合法注册的斗争。
- PSM一直在领导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人民运动。他们发起了抗议公共卫生服务、水供等领域的私有化的活动。在其他党派还在犹疑之时，PSM就明确地表明了其坚决反对FTA的立场。
- PSM在动员草根群众方面有不可忽视的能力。在城市开拓者、华人新村、种植园工人社区中，都有党的外围组织。
- 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功地把最低工资法、种植园工人月工资等问题置于聚光灯下。
- 推动地区间的左翼协作，PSM与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都有深入的联系。
- 组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PSM在7个州设置了办公室，并开始发展全职活动家。
- 创办了党报，并以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三种语言发行。
- 两位党的领袖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和州议员，另有两名党员被任命为市议员。7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
目前，PSM的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500多人。在一个人口只有3000万人而且宗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要发展出500名党员是非常不容易的。PSM的具体情况如何，它为什么能生存下来，我随后介绍。
总部与支部
党最重要的物质构成除了党员，就是党部了。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要求PSM的同志带我去党部看看。首先参观的是他们在吉隆坡的党总部，然后是他们最大的支部。下面就简单谈下见闻。
吉隆坡的总部
社会主义党的同志没有租用正规的写字楼办公室，而只是在KL sentral附近的住宅楼中找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来作为党的总部。这一点让我很惊讶。一般说来，政治团体为了显示自己的正规，往往要把自己打扮得外表光鲜；而社会主义党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从简。从这一点也能看出，社会主义党与其他财大气粗的党派相比，其所服务和代表的阶层，是非常特殊的。
虽说是党的总部，但的确不太符合一般人对于总部的想象。房间太小而且太简陋了，除了一个会议桌，复印机和饮水机，就没有其他什么设施了。据说，社会主义党在党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凳子都不够用，许多记者只能站着听发言。不过，墙上贴着的海报倒是很鼓舞人心，最引人注目的是格瓦拉那头戴贝雷帽的经典形象，还有一排曾令我们感动不已的话：“True revolutionary guided by great feeling of love….”除此之外，就是领袖画像。按照惯例，社会主义党自然是要挂马恩列的。不过，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却不见踪影，似乎被托洛茨基取代。苏联解体之后，斯大林不被待见很正常；但毛泽东却依旧是很受欢迎的，所以很不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党没有挂毛泽东的画像。询问安那琪才知道，以前他们是挂的，后来因为政府给社会主义党安了继承马共恐怖主义传统的罪名，为了避嫌，才把毛的画像撤了下来。看来，不仅中国的反动派不喜欢人民纪念毛主席，外国的反动派也是如此，真是一丘之貉啊！
屋子里那台复印机看起来疲惫不堪，是因为他们经常要印一些传单去街道和居民区散发，而每次的印数则相当可观。安那琪谈到他们党大多数党员理论水平不高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他们的时间更多地花在了诸如到菜市场发传单等等这类具体的宣传工作上了。不过相较我们这边的情况，能够去做这些工作而不用担心出事，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呵。我们之所以理论水平显得要高一点，不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什么实际的事情可以做吗？实际上，社会主义党的情况是比较正常的，虽然他们也承认要加强理论学习。
听社会主义党的同志介绍，由于吉隆坡市的党员较少，党的总部其实活动不多。大多数活动都在和丰的党支部进行，那里才是他们的根据地。社会主义党唯一一个国会议员就是从那个选区选出来的。这就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兴趣，于是与社会主义党的同志约定下个周末去支部参观。
和丰支部
和丰位于霹雳州，离州府怡宝(Ipol)市不远。虽然是一个选区，但人口仅4万人，与中国比较大的镇相当。从吉隆坡座大巴到怡宝需要三个小时，然后搭车到和丰还得一个小时左右。考虑到马来西亚的城市化程度，和丰可以算是真正的基层了。有趣的是，在从怡宝到和丰的路上，还常常能看到国王的图片。这些抽象的图片令我吃惊地以为自己到了泰国。出于好奇问了同车的安那琪，马来西亚难道还有国王不成？他颇有兴致地告诉我，马来西亚在被殖民之前就有9个王国了，英国强盗来到马来半岛，就是这9个国王跟英国人签了卖国合同。英国人有意保留王室，让他们负责宗教等事务，以便给殖民政权涂上一层金黄色，更好地进行统治。独立之后，马来西亚继续实行君主立宪制，这群可耻的卖国贼居然还在继续当自己的“国王”，而那些爱国者却因为反抗英国人，被称为恐怖分子。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多么反动的国家，没革命过真可怕！而且，这些君主不仅拥有荣耀，还手握钞票。一路上，安那琪时不时指点说，路边的豪宅是某某王子的宅院。马来的王室成员有不少人介入到房地产业，对经济的影响力不容小视。对比马来的情况，我不禁感叹：我国百年前的辛亥革命，虽然被教科书称为旧民主主义的不彻底的革命，但就单说把皇帝赶下台这一点，也是许多国家及至今日都未达成的进步。辛亥革命其功不可谓不大，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和丰支部是一栋独立的二层楼房，同样非常简朴。后来我见到的党员，群众，或者领袖，都与这党部一样，非常朴实。和丰支部是党最大的支部，也是党最重要的支部。国会议员古玛医生的办公室就设立在支部，也是党主要的脱产党员工作的地方。国会议员享受每月一万多马币的津贴，所以能够负担4个全职党员的工资。当然，由于经常要走村串户，议员本人肯定不能全部完成，招募助手也是工作所需。接待我的许承贤同志，就是古玛医生的四个助手之一。
与总部的着重于宣传不同，支部需要承担大量面向群众的具体工作。可以这么说，支部是党与群众的纽结。在总部能看到不少英文材料和传单，但在支部则大多是马来文、华文和泰米尔文的材料。显然，和丰支部散发出去的传单都是给当地的工人农民的，而大多数底层群众并不擅长英文，自然就不需要印刷英文传单了。
当晚，我还与古玛医生和承贤同志一起，参加了一个与当地华人农民的交流会。交流会的主要目的是帮农民解决土地使用权的问题。马来虽然号称民主国家，但与我国相同，也时常发生政府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的事情。宪法也给了政府这样的权力。但是，假如征地对象是欠缺法律意识和缺乏斗争经验的底层群众，征地往往就成了官员们中饱私囊的好机会。这里的农民就曾经被要求离开土地，理由是他们没有合法的土地所有凭证。这些华人农民的祖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从广东来到马来西亚，世代于此务农，其历史比马来国还要悠久，只是因为法律意识欠缺而未考虑到申请土地证。农民没有想到政府会以此为凭据来夺取他们世代经营的土地。幸运的是，古玛医生了解到情况之后，积极发动群众与政府进行斗争，组织了很有声势的抗议，最终获得30年的土地使用权。而在那时，古玛医生还未当选国会议员。交流会上，农民们认真地倾听社会主义党的同志介绍政府的某项政策，以及对于该项政策的处理办法。言谈之中可以发现，农民们对古玛医生是相当信任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承贤的语言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可以熟练地把古玛医生的马来语翻译成华语或者广东话，这就使得交流变得非常高效。
回到支部，承贤对我谈起做群众工作的感受。他说，以前老是觉得农民为什么不斗争，工人为什么不出来游行。真正到了底层之后，才明白斗争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并不容易。一旦斗争，往往会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可能会丢掉自己生存的手段。社会主义党的一贯做法是，鼓励群众自己出来斗争，组织上给予支持。比如，农民游行的时候，如果人数不够多，社会主义党就会派自己的党员参与，以壮声势。同时，党还积极地为农民出谋划策，帮他们谋取更大的利益。在斗争的过程中，群众在政治上会有很大的进步，对党的认识也会从最初的观望变成真正的认同。而说起游行示威，我们又不由得对比起两国的政治制度来。我向承贤同志简单介绍了我国最近的一些情况。他觉得，政治自由是最应该争取的权利，左右互掐而让当权者得利的事情是最做不得的事。
晚上，我与在支部上网的小古玛聊到了凌晨两点。虽然也叫古玛，但他跟古玛医生似乎并不是亲戚。小古玛的父亲是党的中央委员，资深党员。因此，小古玛从小就在党的呵护下长大。九岁就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每年还参加党主办的夏令营。他曾经提到夏令营里有一个表演戏剧的节目。他说，在表演的过程中，心完全打开了，那种感觉是非常独特的。听着他一边说，我一边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有同样幸福的童年呢？小古玛还谈到，去年他也被政府抓进去了，关了七天。我问他害怕不，他说不害怕，有人会救他们。同样的话，安那琪也说过。我想，这就是组织的力量。因为年龄相近，我跟小古玛很聊得来，交流了许多关于社会和人生的看法。我邀请他有空时到中国来，同志们肯定会热情地接待他。
在和丰的一天是让人难忘的。无论是与我彻夜交流的小古玛，还是接待我的承闲，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亲近，顿时想起列宁说过一句话：无产者总是能靠着国际歌的旋律找到自己的同志。第二天临走时，虽然没有唱国际歌，但心中确实响起了国际歌的旋律。希望将来也可以邀请马来西亚的同志到中国来，看看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进展。这样就真正是在开始国际联合了。
人民力量VS政府
“人民力量VS 政府”（People’s power VS State）是一本书的名字，这本书记录了一件对社会主义党非常重大的事件。关注安那琪的网友或者同志应该听说过，他曾经被当局拘留一个多月。实际上，被捕的不止他一人，而是有十几名之多，光中央委员就有6名。事件的起因是社会主义党策划了一个“够了，退休吧”（Enough…Retire please!）活动，其目的是向群众宣传国阵政府的腐败，呼吁人们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把现政府搞下去。这个活动是完全合法、和平和公开的。但极度害怕选举失败的政府为了阻止组织净选运动2.0(Bersih2.0) ，居然想出一个奇烂无比的招数。他们借口社会主义党的T恤上印着马共前总书记陈平的画像，指控社会主义党企图对国王发动战争，把参加宣传活动的许多社会主义党党员抓了起来。
那么，什么是净选运动(Bersih)？而社会主义党为什么要参与这个运动呢？
去年七月，反对派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组织了名为”Berish2.0”的游行活动，参与游行的群众达五万人之多；而今年三月的”Berish3.0”游行，人数则增加至三十万，声势非常浩大。这两场游行都是净选盟(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 ，简称Bersih)组织发动的。净选盟的主要诉求是进行干净选举和惩治腐败，而这正是国阵一直被人诟病的。净选运动得到了几乎所有反对派的支持，无论是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民主行动党，还是谋求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党，都参与到了这场实际上旨在结束国阵政府的运动中。
尽管党内有不同意见，但经过充分地讨论，社会主义党最终决定积极地参与到了这场民主运动中。一方面是与反对派联盟一起要求干净的选举，揭露政府的腐败；另一方面，与其他反对党特别是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在竞选中合作，避免三角战，推出最合适的候选人单挑国阵。如果没有被煽动起来的种族矛盾，国阵应该早就被选下来了。反对派的口号“只要不是国阵”充分地表达了马来人民的诉求。
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形势，政府决定杀一儆百，把反对派打压下去。活动积极又势单力薄的社会主义党正是最好的目标。不过，政府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社会主义党在事出后不久便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公众解释缘由，揭露政府的荒唐。很快，政府的可笑举动在主流媒体、脸书和推特上都快速地散播开来。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政府在抓人一周之后，就不得不把大部分党员给释放了，但仍坚持拘留六名中央委员。社会主义党继续呼吁释放PSM EO6(Emergency Ordinance 6，即六名因紧急法令而被扣押的公民)。他们的呼吁不仅得到国内几乎所有反对派和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大力响应，还得到了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兄弟组织的声援。国内外舆论对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被扣押的EO6如今成了政府手中烫手的山芋，放不是，不放也不是。为了不给筹划净选运动的朋友们带来压力，被扣的六名党员表示，”Berish2.0”一定要正常进行，不能用释放他们来做交换。这就让政府更加难堪了。
在群众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六名PSM中央委员被被扣押了一个月之后，最终得到了自由。政府失败了，人民胜利了。在EO6被释放出来的当晚，六名中央委员在群众中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不仅是社会主义党的英雄，也是马来西亚民主运动的英雄。但这些英雄们认为，真正的英雄不是他们，而是幕后的人民群众。在与安那琪的交流中，他反复谈到，帮助他们战胜政府的，是用心支持他们的群众。群众参与了一次又一次要求释放PSM党员的示威活动。也是群众，在党需要经费缴纳保释金的时候，仅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凑出了17万马币（约34万人民币）的巨款。
经过这次事件，社会主义党锻炼了队伍，扩大了社会影响力。这种变化直接表现在了党员数量的变动上。可见，在专制或部分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力量不仅不能回避民主运动，反而应该积极地参与进去。在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民主捍卫者的同时，也给运动打上红色的印记。马来社会主义党的同志们正是这样做的。
几位同志
我在马来待的时间并不算长，前后加在一起差不多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除与安那琪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之外，跟其他许多同志都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不过，仍然希望能费点笔墨介绍下马来社会主义党的几位同志。
朱进佳(Chon Kai)
说到朱进佳大家可能陌生，但他的网名安那琪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我们很早之前在网上就有过联系。到马来与安那其见面后，才发现网络和现实的确有很大区别。阅读进佳的文章，会觉得他是一个热血青年，肯定年纪比我还小。其实，进佳是七十后，而且各方面的想法都是非常成熟的。
进佳出身于槟城一个底层家庭。父亲在他上中学时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在工厂上班，非常艰难地支持两个孩子念书，一直到大学。与安那琪交流时，他没有过多谈自己的经历。但我想，人生经验一定是推动他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无产者总会培养出能为本阶级谋福利的优秀分子。
按照进佳自己的说法，他在大学时曾经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这正是他网名的由来。在大学时他就已经是活跃的社运分子，而且远比一般学生激进。在因参与反内安法令的活动而被停学一年之后，他选择了更加激进的人生，而不是像一般人那样远离政治。大学毕业后，进佳放弃了进入大公司拿高薪的机会，而是加入到NGO组织从事社会活动。在NGO组织的工作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一些社会主义者，思想也逐渐发生转变。2005年，他加入了PSM。虽然那时的PSM只是一个非常不知名的小党，甚至注册还未得到政府的允许。如今，进佳已经是PSM的中央委员之一，任国际局协调员。在零八年的大选期间，进佳做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帮助PSM在和丰赢得了选举。目前，他还正在积极地发展党员，筹建槟城支部。
在同志和朋友们的眼里，进佳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在马来西亚，华人其实是比较好混的，特别是高学历的华人。只要自己愿意在公司里上班，一般都能拥有自己房子和车子。但进佳没有选择漂亮的汽车，而是把自己的生命投注到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上。短暂的交流就让我们感到，进佳一定是一个有理想有文化的同志。因为独特的人生选择，亲戚同学们也许会觉得他有些奇怪，但在社会主义者眼里，却是非常亲切的。
古玛医生 (Kumar)
国会议员古玛医生是一名资深的社会活动家。他本人是印裔，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他从小就是一名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1973年，在高中毕业之后，为了弄明白为什么印度这么贫穷，他跟好朋友一起到印度进行了为期两月的旅行。之后，他到美国耶鲁大学读书。不过，在大多数留学生都拼命留在美国的时候，古玛却选择回到本国学医，因为这可以让他理解并服务于自己的同胞。上世纪八十年代，古玛就到边缘的内陆地区从事医疗服务。而内陆的医疗问题，直到最近才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
古玛医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从课堂上被灌输的，恰恰相反，他所受的教育是让他们远离共产暴政。他是在服务于底层的过程中，经过长期实践、思考和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结症之所在，从而在内心中认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所以，他才会在苏联解体之后，与志同道合者一起组建马来社会主义党。这样的社会主义才真正的是来自于人民的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这种社会主义一定是有生命力的。
顺便提到，古玛医生的爱人也是PSM党员。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她的父母也是希望她能像父辈一样，读完大学之后谋得好的职位，成为中产阶级。不过，她说服了父母接受自己的选择。现在，她自己孩子也长大了。古玛会主动地跟孩子讨论人生观价值观。他不止一次跟儿子提到如何看待钱的问题。他说，人生不是为了钱，钱不要太多，够用就行。看着他那俩非常破旧的汽车，我们才明白他所谓的“够用”是什么意思。要知道，古玛医生可是得过最佳服务奖的名医，收入至少是中产水平。但他把自己的收入大都拿出来给了事业，给了党。这样的精神，的确是值得我们这些晚辈学习的。
莎拉丝（Saras）
莎拉丝是党的副主席。她自17岁起，就一直服务于工人运动。在了解到工厂内部的剥削和压迫之后，她就认识到需要组织工会，以提高工人的谈判权。九十年代初期，莎拉丝和其他人一起组织了民间组织，为那些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人争取生存的权利。她们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莎拉丝组织数不清的团体——种植园工人、城市开拓者、农民和工人，教育他们在面对压迫时，要团结一致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莎拉丝一直为党的发展而热情地工作。她的努力不仅得到党内同志，也得到了社会甚至国际上的认可。2011年，她获得日本松井女性人权奖，该奖主要颁发给那些在妇女权益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士。据该奖评委中原道子教授称，莎拉丝能够成功地从全球2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她自17岁起就不辞辛劳为民请命并组织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争取人权，坚持至今。而去年7月时，莎拉丝同其他五位中央委员一起，被政府以“发动战争”为由关押了一个月之久。可以想见，她是怎样的一位战斗女性啊！
启发和反思
一、基层组织是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无论是马来社会主义党，还是日本共产党，他们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都是深深扎根于基层的党组织。在运动初期，这样的组织往往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出现，而在党成熟之后，党支部以及外围群众组织一起发挥作用。无论形式怎么变，其功能是恒定的，即作为党和群众的纽结。党的政策需要通过基层组织才能为广大群众所知晓，所认同；而群众的呼声，也往往需要基层组织才能反映到党组织的高层，成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成熟而进步的基层组织不仅能够完成“传动带”的职能，而且还能在高层变质的时候，捍卫住基本立场，保卫党的性质。在互联网时代，党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扁平化”。而基层组织正是这个扁平化网络中，最基本也最基本的构成性节点。
马来社会主义党曾经在一段时期内过于关注反私有化等比较宏大的社会命题而相对忽略了基层组织的发展，造成其群众支持度的下降，这种下降可以直接地表现为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数量的减少。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力量主要地还是要通过街头行动来争取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就马来社会主义党的建立而言，也是在几个扎根于基层的NGO的基础上合并而成的。党唯一的一个议员，也是来自和丰这样一个党经营多年的地区。所以，必须非常注意基层组织的发展。
二、要积极投身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去
民主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永远都是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民主前面的定语。说起社会主义民主，大民主，大家都是举双手同意的；但谈到资产阶级民主，那就很难得意见统一了。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争论。
虽然，马来西亚比中国民主，但仍旧是一个相对说来缺乏政治自由和选举公平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哪怕是实现了干净选举的民主，仍旧是被资本的力量所控制的，因而是虚伪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会给劳动者带来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而且能够至少是在形式上给工人政党提供更多的争取群众扩大影响的机会，因而又是进步的。客观地说，伪君子并不比真小人更坏，而实实在在的好处却是大家都乐于见到的。对于中国，这种好处更是马来同志难以想象的。在马来同志都愿意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甚至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的时候，中国同仁难道还应该继续捧着书本，嘲笑自由派的可怜举动？我们的这种过度的深思熟虑，不过是被现在的政治环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表现而已。
一定要争取民主，但至于民主怎么搞，是不是有最直的路，却没有现成答案。世界的发展越来越诡异，需要大家斗争的甚至都还不是发展权，而是生存权。从民主之路的艰难之中，我们也能更加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连民主都这么难搞，何况社会主义！是的，要做事情，就要抱着这种精神来做！那种喜欢一步登天的人，并不合适从事社会运动。
三、关于职业化党员和专业活动家
在马来社会主义党今年的代表大会上，秘书长就把培养职业革命家（或专业活动家）列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的确，社会主义政党如果立志于夺取政权，就必须考虑如何培养专职工作人员的问题。革命人才不像一般劳动力商品，可以随便用钱来购买，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稀缺资源。而且，党要求的不仅仅是专，还必须红。这就决定给了职业革命家的培养必须做长远的计划。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马来党目前也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不仅困扰着那些为生存而担忧的小党，即便是古巴共产党这样的执政党，也面临领袖后继无人的尴尬。
但无论如何，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培养职业革命家，储备社会活动人才，一定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至于具体如何操作，何时可以操作，则不是这篇杂感随记可以三言两语说清的。合适的时候，我会专门撰文讨论这个问题。
注释：
1 关于PSM建党的背景信息，请参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