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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玛,一个贪婪的女神,她有副多变的面孔。她所掌管的名声也是如此,或好或坏,或短暂或永久,有封面故事上虽臭名昭著却转瞬即逝的名声,也有灿烂辉煌的永世青名。身后声名是法玛最吝啬的,尽管它并不像其它声名那样武断,却常常比它们更牢固,因为它仅仅赐予少数商品。最能使它获取利润的部分已经死亡,因此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出售。如今这个非商品化、非利润性的身后声名在德国被赐予瓦尔特·本雅明和他的著作,一个并不出名的德国犹太作家,人们仅仅知道在希特勒上台和他移居国外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是杂志和报纸文学副刊的投稿人。当他在1940年初秋,也就是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战争中最黑暗阶段选择死亡时,仅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名字。当时法国沦陷,英国受到战争威胁,希特勒-斯大林协定尚未破坏,人们对欧洲这两个最强大的秘密武装力量的紧密合作所带来的后果深怀恐惧。十五年后,他的两卷本著作出版,几乎立即声名鹊起,远远超过生前他所认识的少数人对他的赏识。可是不管基于良好判断力上的名誉有多高,对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存来说,仅有名声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例子无需一一列举,我们一下子就会想起西塞罗曾说过,vivi vicissent qui morte vicerunt——“如果他们活着就功成名就,而不是死后才赢得胜利”,那情况将会多么不同啊!
同国内许多读者一样,我对罗蒂的第一印象,来自他那本《哲学和自然之镜》。八十年代初期,此书的英文版一度在北大、社科院和复旦的青年哲学家中间流传。当时年轻一代学人,刚同二十世纪西学接上头,就碰上了咄咄逼人的分析哲学,许多人大概都处在王国维式的“可信的不可爱;可爱的不可信”的内心矛盾中。我到北大中文系念书时,正好洪谦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出版。在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笔下,从柏拉图到尼采的西方形而上学连谬误都算不上,只是一堆无法在经验上证实或证伪、不合逻辑、滥用语法的歪诗,真有当头棒喝之感。继而产生了“原来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是这样日新月异,而我们还在十九世纪的蒙昧中摸索”的疑惑。想归想,心里却是不服。启蒙以来的欧洲文学、思想,也的确不是分析哲学一家之言就能作盖棺之论。但如何为“精神科学”找到当代表述,却一时没有方向。八十年代中后期,阐释学、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成为西学讨论中的显学,大概都有些绕着走,另辟蹊径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话语体系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国的背景或许都同分析哲学的震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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