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谢韬先生在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简称“谢文”），第一印象是，这位老同志思想解放，他拥护改革开放，迫切希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根治腐败、开拓创新，其爱党爱国和为党为国之心溢于言表。我虽不认识他，但对他这种为党和国家前途而殚精竭虑的精神，深表尊敬和感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在批评“左”的东西的同时却走到了另一极端右，因此其文章的客观效果就难免有违于自己的主观愿望。抛开左右不论，任何讲真理、追求真理的文章，其基本要义应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然而谢先生的文章在这方面却有明显的硬伤。由于他对国外民主社会主义的复杂情况并不太了解，一些论断不符合事实；由于他引用和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观点时随意性太大，其暴露出来问题令人咋舌；特别是他依据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误读而提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新正统说”，更是有违于历史事实，会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其文中涉及到的几个原则性问题，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

马评网编者按： 乔尔·安德斯（中文名为安舟）是美国左翼学者，对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文革史）有独到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同时也非常了解当代中国的情况，包括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在这篇文章中，他用生动的、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阿瑞基（另一位左翼著名学者，世界体系学说代表人物）的乐观主义，后者认为，中国将成为替代美国霸权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而安舟的文章则向我们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导致的是灾难性的社会矛盾，一个内部不平等的中国也将无法超越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从而创造新的未来。此文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使我们能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我们的社会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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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突然成了全球经济中的一个主要角色，越来越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正成为世界上的主导性大国。在这种预测性文献中，乔万尼·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亚当·斯密在北京》显得特别突出有两个理由。第一，阿锐基把分析放在探讨一系列霸权国家兴衰荣辱的宏大和复杂历史模式中，第二，尽管许多西方学者用惊恐不安的眼神看待中国的崛起，阿锐基则充满热情地欢迎中国。

来源：人物周刊 作者：李宗陶

即便一个学者通过调研，使得某些个农民的观念发生改变，他们也无力改变周围的环境

曹锦清的书房里，有浓重的烟味。架上除了书，1972年至今的34本日记占了一整格，他告诉我，1963年到1971年的，因为“文革”没能保存下来。

公元两千零八年8月，承载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荣和梦想的第N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理所当然的迎来了万年不遇的盛世，各种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日夜赶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和谐社会的嫚妙图画。逢此盛世吾辈德感三生，原当在家收看奥运会，共庆繁华，却突然有事要去千里之遥的重庆。路途遥远多带了两件替换衣服，于是提了个旅行袋，刚出门就被“盛卫士”们要求开包检查，在火车站荷枪实弹的“盛卫士”又把我一把带了二十年的水果刀没收了，好在科学进步了，只要过一个什么门的地方就能把你一览无余，不然的话大庭广众下大家都脱的赤条条的岂不是又添盛世新景了，至于把包里的饮料都打开喝上一口，也算是小民为享盛世做的一些奉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