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1948年7月31日至8月7日，作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为了迎合政治需要，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信口雌黄，挑起“两个阶级之遗传学”的争论，本来自己搞伪科学却毫不客气地说别人在搞伪科学。此动作有示范作用，随即触发其他学科类似的阶级斗争，这已成为世界科学史/伪科学史中的一个有趣篇章。人们早就知道李的行为得到了上级官员甚至得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但支持到何种程度，一直还是个谜。随着莫斯科中央档案馆部分材料的解密，李森科事件越来越清楚了。 虽然李的行为得到了上级官员甚至得到苏共中央的支持，但斯大林对此却是有所保留的，并对李森科的讲话稿作了重要修改。

日军总部的命令称，八路经常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这三个人都是八路的“指导者”，以八路军的作风，他们很可能藏在哪个村子的老百姓里。所以，扫荡中攻占村镇，要立即集合当地居民，拿照片核对，看其中是否有这三名八路军的“指导者”。

想法不是没有道理，八路也的确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但是，看完这三张照片，恐怕要承认日军总部实在太有想象力……

译者的话：

印尼共产党创立于1920年5月23日，比中共早一年又一个多月，比马来共早了近十年。如本小册子的题目所示，印尼共在其历史上曾经历从骨灰上的三起三落，尤其是1965年9.30事件那次，惨遭以苏哈托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摧残，最为惨重，几乎到了难于复苏的地步：党的最高领袖（包括艾迪主席）被杀，数十万党员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支持者也没能躲过屠夫们的刀枪，一个号称拥有三百万党员和两千万支持者，在世界上仅次于中苏两大党的第三大党，为什么毫无抵抗就在一夜间轰然倒下？印尼共历史的三起三落，尤其是第三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在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和组织建设、党的斗争路线和方针方面，对前殖民地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参考和借鉴？这是国际上许多严肃的历史学者至今仍然很有兴趣思考和研究的主题。

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认真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原著。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再三指出弄清楚国家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共产党人明确理解“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的意义是什么”这样一些关乎革命成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他指出，共产党人“只有学会独立地”把国家问题弄清楚，“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

蒋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盖棺定论，多半确认他是一个失败者，最后将中国大陆的大片江山都丢掉了，于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传遐迩。《纽约时报》在蒋死后的1975年4月27日的报道里说：当年美国职棒联盟有一位常胜教练龙巴地(Vince Lombardi，1913-1970)，蒋之吃败仗足可与龙教练之赢球等量齐观，以资嘲弄。而所谓自由派论者大都深信蒋政权之垮台，要因其本身之无能与残暴；蒋氏退守台湾之后，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又建立了一个令自由世界难堪的右派独裁政权。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他的称号“大元帅”(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戏谑。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蒋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认为过去的评价过于严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认为蒋之崛起由于“坚毅、忠诚、勇敢、廉洁”(p. 10)，也未免过于溢美；又认为蒋介石没有那么失败，因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矫枉过正，且与事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