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朝迄今,已历煌煌一甲子春秋,年号共计十焉。
毛太祖开国奠鼎,年号有三,曰建国(1949-1956),曰图强(1957-1965),曰文革(1966-1976)。
毛太祖1976年崩,华少祖承前启后,年号有一,曰治国(1976-1981)。
华少祖1981年逊位,邓世祖垂帘秉政,年号有三。胡耀宗年号曰改革(1981-1987),赵炎宗年号曰民主(1987-1989),江宣宗年号曰市场(1989-1997)。
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是一幢五层楼旧房。底层是一家老字号的珍珠泉浴室。楼上在解放前曾有个“富川商号”,为四川商人在沪上开设,主要业务是采购上海商品运往四川销售。很少有人知道,1946前,中共设在上海的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最先就是在这幢楼里开张的。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四川籍共产党员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县人。1936年起进入私营民生实业公司工作;同年在重庆参加救国会,并组织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积极宣传抗日。“肖林”便是他常用的笔名。1939年,这位“共产党嫌疑”分子真的成了中共党员。
列宁同志经常跟我谈起妇女问题。他显然非常重视妇女运动,认为这是群众运动中的重要部分,并且在某种情况下是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妇女的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当然是个不需要讨论的原则。1920年秋,在克里姆林宫内列宁的大书房里,我们第一次对这问题作了长谈。列宁坐在他的写字台前,台上满是文件和书籍,这说明了他在进行研究和工作,而并没有显出“天才的杂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实行对外开放,从而加快了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国际社会中,包括若干对我国很友好的人士,似乎有个看法,认为毛主席忽视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时下国内也有些人,主要是青年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基本是个空白。这类看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而也就无助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确,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松散。但是,这主要不能归因于我国,更不是中央决策的失误,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封锁。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2005年7月14日,某报在“城市精神探踪”的主题下,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
下文是大卫·诺思1998年在悉尼的夏季学院所作的题为“20世纪的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 讲演的一部分。大卫·诺思(David North)是美国社会主义公平党的总书记,著作颇丰,在欧洲、亚洲、美国和前苏联就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历史和第四国际的前景规划等主题作过讲演。他认为,20世纪末西方对再版伯恩斯坦著作表现出的兴趣,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左翼的政治诉求。但与19世纪末不同,当时伯恩斯坦主义的出现有改良主义的实践作为基础,但20世纪末的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前景并不乐观,改良主义的诉求只是希望金融精英们尽量少些摧毁现有的国家福利而已。因此,伯恩斯坦主义不可能复活,伯恩斯坦著作本身也没有增加他的学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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