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里一再提出一个问题:农村里的个人究竟如何组织起来?他发现,尽管有着市场经济的驱动,农民之间合作仍然非常困难,并断言“只要中国小农没有学会自组织并通过各种自组织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那么,中国的小农依然是历史上的传统小农”。[1]这个“如何组织”的问题,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同样存在。尽管在这里,人们一出生就被各种制度和机构所包围,被学校和单位所管制,但这些除了养成惯于被组织的本能以外,并不有助于了解“如何自组织”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转型社会学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片段如何形成”视为一个理论问题,孜孜不倦。[2]只是,在他们企图分析和把握的这一重新组织的过程中,市场和消费往往成了绝对的主角。人们只有成为某一类商品——无论是房产、汽车还是名牌服饰——的拥有者,才能发出“组织起来”的信号。这一类关于“如何组织”的想象未免单调。
在这样一种状况里,我们开始重新阅读和评价社会主义时期的小说。[3]也是在这一状况中,从一般意义上的个体——英雄人物——的角度去追认社会主义小说的价值,既是这一阅读冲动的迫切需要,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陷阱。因为想象的需要,而匆忙确认一种“不同于今天”的状态,总是很容易把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回想,转化为貌似激进的怀乡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