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一些青年人的交流中，我听见了这样的说法：（1）“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是斯大林杜撰出来的，与马克思无关；（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思想，是斯大林个人的看法，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3）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合”，是斯大林的主张，与马克思的观点不符。

那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到底是谁最先提出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思想，是否与马克思无关？把上层建筑看作“统治阶级意志的集合”，是否有违马克思的原意？下面摘录几段经典作家的原著，供大家参考。

作者：郑国庆
《读书》2006年第3期

蒋韵在中国文坛被目为潮流之外的作家，她本人也曾写过一篇《我给我命名》的创作谈，的确，不管是“寻根”、“先锋”，抑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盛极一时的“女性文学”，蒋韵似乎都不曾占据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如果我们依照“优秀作家”与“重要作家”的划分（前者衡量的是一个作家的综合写作素质，后者更多地依据文学史叙事逻辑），蒋韵无疑更接近前者而不是后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蒋韵的写作更具有所谓超时代性的特征，毋宁说，蒋韵对于她自己的问题域的关注远大于对文学潮流起落的参与，蒋韵始终在执著地书写着那些具有浪漫、幻想气质，“生活在别处”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对这些小知识分子，蒋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观察与反映，价值判断也由此发生着微妙的倾斜与暧昧的纠缠。在近年的作品中，蒋韵开始能够分殊出包蕴在“生活在别处”中的不同意涵：它可能是艺术精神对于世俗的超越与升华，也可能是悬浮于现实之上不能脚踏“此岸”的虚矫。对这些成长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于八十年代登临文化舞台，在九十年代之后陷落或坚持的小知识分子的持续关注，对“生活在别处”的反复思考，也使得蒋韵在二○○五年的长篇小说《隐秘盛开》中不知不觉地接近了知识界“反思八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在这部长篇中，蒋韵以她持续的书写角度，复调的叙述方式，对八十年代文化精神的“遗产与债务”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2010年，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这是上至官员，下到草民都很上心的“国家大事”。身处全球金融危机的包围之中，官方的展望即使不再轻言“形势大好”，至少也是“明年好于今年”；“正在率先走出低谷”的谨慎乐观，已经成为主流媒体的基调。民间学者对形势总是忧心忡忡，有人预言，“恶性通胀”即将爆发；有人预言，房地产崩盘在即；还有人预言，下一个炒作对象将是“蔬菜”和“猪肉”。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Ollman:" 'Radical' means to get at the roots of whatever is being described, and the roots of our society lie in the capitalist relations that structure and hence loosely determine—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all that happens to us in this society. Jokes are radical when they reveal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these little understood relations and criticize their effects on our lives.")

水边 翻译自 奥尔曼（Bertell Ollman）的网页

标题是激进的笑话(radical jokes)，不过我看了之后觉得一点都不好笑，所以就改名叫不好笑的激进笑话。奥尔曼同志特别注解了“激进”，在他眼里，激进意味着触及本质。

05年纽约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罗伯特.费奇在写一本批评美国工会组织的书。我立即就跟费奇联系。我对他坦言我虽然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但是（和美国大多数人一样）对美国的工会组织只认识个皮毛，很希望读他的书长见识，但主要还希望向中国的朋友们介绍他对美国的工会的研究和分析。我是带着问题向他求书的：既然美国可以自由组织工会，为什么长期以来工会会员占美国劳工人数的比例一直低迷，在美国工人中影响低微，近年来还在下降？美国劳动部（Labor Department）05年报告显示全国12.5%的职工，即一千五百七十万人，是工会会员 (1986年为20.1%)，而私营企业中工会成员的比例只有8%。[1546]半个世纪前，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合并的时候有一千六百万会员（16 millions），其中私营企业工人会员占40%，去年这个比例降到8%。目前，美国工会无力反抗工时的加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工资的低落、资本的海外投机。在某些行业，比如餐馆业、成衣业、杂货店、旅馆业、肉类加工业等，工会工人的工资只在法定的最低工资上下。克林顿时代的泡沫过后，2003年美国男性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不及1973年的水平。美国工会的问题能主要归结于所谓的全球化吗？

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