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9年美国大危机爆发起，经济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再次引发了这一问题的讨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赵磊认为，一些反思似乎不得要领，总是在“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上转圈子。他说，表面上看，这两次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1929年大危机的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当下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却是有效需求“过度”；但从根本上说，资本世界的古典危机与现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由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因此，必须对危机作“马克思的追问”。

经济危机令全球猪羊变色。当各国政府均鼓励消费，以现金纾困干预银行和金融体系时，法国却朝向极左的方向行进，一股新的反资本主义，正逐渐蔓延中，且可望在今年六月欧洲议会选举时，将此一后资本主义时代革命，带入欧盟其他国家。

尽管法国一如绝大部分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受惠者。然而，法国也是西方世界中，对所谓的全球化始终抱持最大质疑的。上周，法国才举行百万人全国罢工，成为欧洲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率先发难者。

日本是当前世界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国之一，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日本，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专业术语，首先是从当时的日本转译而来。因此，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早的中转站，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经过三次大的论战形成讲座派和劳农派，后来受到军国主义的镇压。

1995年的中国工业处于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十字路口。崔之元认为，后福特主义更能促进中国工业长远的动态效率，其精神实质与毛泽东提出的“鞍钢宪法”相同，不仅是当时中国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鞍钢 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