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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至十世纪初期是西方哲学的发展由近代转向现代的过渡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极为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时期。
如果说由笛卡尔最早明确提出基本原则、由黑格尔最后建构出完整理论体系的西方近代哲学,作为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竭力高扬体现他们的阶级特性的理性,以致这个时代在哲学上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的话,那末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方哲学界中越来越响起了超越或反对被绝对化的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呼声。西方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中按照理性主义的精神构建的哲学体系大都受到批判、甚至被当作过时的废物而遭到唾弃。从传统的哲学眼光看,这种转化无异于哲学的蜕化。事实上许多西方哲学史家异口同声地把这个时代称为西方哲学凋零的时代。早在19世纪末,英国学者梅尔茨就法英两国哲学发展的情况指出:当时 “哲学本身在法国只得到了贫乏的发展和培育……。英国在本世纪初期表现得明显地无所建树,……我们没有任何伟大学派可以做代表,……形而上学尚未在大卫. 休谟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思辨完全局限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领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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