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共产党人约翰·里德一八八七年出生，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很早就表现出写作才华，又有新闻记者敏锐的眼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从美国到了欧洲，到过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巴尔干，又来到俄国，写出长篇纪实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

在促使文化大革命产生的众多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性质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比较重要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表现得最为大胆但同时也最为模糊不清。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经成立，为了征集和培养共产主义的青年干部，它于１９２０年７－８月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小组织，这个组织差不多是从前上海“工读互助团”解散后留下的份子组成的＜１＞。由于这个青年团小组的成立，共产主义的小组才有可能在实际上从事工人运动，即派遣青年团团员去接近工人，调查工人的生活情况，和个别的工人谈话“作朋友”，这便为往后上海的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开辟了道路。

我写这本回忆录是这样引起的：我有过一个亲密的朋友，也就是说，有过一个像俄罗斯俗语所说道那样，亲密得知心知意的朋友，甚至比这还要亲，两个人简直合一颗心——至少我个人感到这个友谊是这样的。这个朋友把他回忆自己从一个最平凡的、“只能充个数的”、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青年变成一个满怀着能够破除一切旧偏见的深刻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经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他心里充满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后，就立刻感到自己有一种能够实现他的信念、影响他周围的同志、熟人和亲朋的力量。接着，他便谈到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什么地方有过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工作，他们怎样唤起沉睡未醒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的运动又是如何逐渐发展、逐渐扩大、逐渐深刻，乃至最后变成工人的日益增长的自觉心。他和我谈的时候，总是说：“我现在所得，只是我个人对我自己过去到过的那些地方的观察。这些观察不是包罗万象的，也不是完全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到过很多地方，也没有在很多地方住过。”因此，我再重复说一遍，这就是说，我是在转述我的朋友的回忆，而且像俗语所说的那样，还是从头说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