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曼教授的女儿张小曼对蓝英年有着特殊的判断，将蓝的个性归结为 “不诚实”。她在新浪博客对敝人的评论回复中写道：“谢谢，你看得很准，蓝英年不诚实，我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要编造谎言欺骗大众！。”

所以，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蓝英年的“不诚实”的原因所在。

下面通过蓝英年肆无忌惮泼污水的《金星英雄》这个个案，作一个剖析。

《金星英雄》与《磨刀石农庄》几乎是所有的苏联文学史中都有提及的小说，现在被称为“垃圾”了。

2002年夏天我曾去北京参加一次纪录电影的论坛，会上邂逅荷兰学者Kee Bakker，他来自伊文思的故乡，是Joris Ivens and the Documentary context一书的主编。Bakker先生把这本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文集送给了我，并且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希望纪录片在中国能够和故事片一样重要。我相信，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来自伊文思，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也是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纪录片导演。这本书收录的文章来自不同的国家，主题众多，包括讨论伊文思与意大利，伊文思与法国，但是书中没有来自中国的学者，也没有文章来讨论中国与伊文思的关系。

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伊文思在中国拍摄《愚公移山》之后，一直问自己：在我们走了之后，中国人会怎么评价我们？中国，这是一个与伊文思的生命、信仰和追求血肉相连的国度，他把自己最后一部自传性和总结性的电影《风的故事》选择在中国拍摄，并且用大量的中国意象作为他自我理解的展开。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的伊文思一辈子却信仰和投身于社会主义，在晚年，他这样总结：

编者按：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不要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一节奏啊，跟暴力革命倒是一节奏。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俩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

作者按： 这是我最近在解玺璋先生新著《君主立宪之殇》出版沙龙上的发言。两位朋友读后有所回应，我觉得很有意思，亦作为附录放在后面，以飨读者。

编者按： 作为近年来中国工人文艺的代表，新工人艺术团无疑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十年来，新工人艺术团不仅赢得了官方的认可，也吸引了自由派维权人士的关注。在为工人歌唱之外，他们的身影也出现在环保、救灾等各种公益领域之中。这篇来自艺术从业者的评论文章，正是他们超出意识形态之影响力的一种表现。“劳动者最光荣”的朴素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而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功绝不仅仅来自对这一观念的坚守，更来自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广泛参与，以及在实践中对民主话语的重新定义——这是任何激进的批评者和新一代的实干家都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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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二三十年，经济发展、节奏加快、高楼林立、垃圾围城、道德崩溃、人性迷失……很少有一个时代像现在一样，歌舞升平又危如累卵。人们的价值观空前的多元起来，它们互相衍射、辩难、对立，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多数声音已经丧失了对常识的基本意识——这当然也是生机，但是真的抱歉，它的底线实在被拉得太低了。普遍的价值贫困，正是这个时代的基本事实。

作者： 带Q过人

在进入文学这个在当代略显严肃的话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回忆一部商业电影。

在看完《中国合伙人》之后，有个朋友批评说，这是一部没有高潮的电影。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合伙人》的前半部分有着成功的人物塑造，在有限的篇幅内，导演利用精巧的剪裁，将三个“合伙人”各自的出身和性格，各自的爱情和奋斗，都表现得足够丰满。而电影的中心矛盾——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同作为整体的美国的矛盾——一直都是以独特的方式由差异性的个体经验所分担的。也就是说，每个人所面对的，都是具体的各不相同的生活困境，而非统一的宏观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