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美国左翼学术力量总体上处于守势的局面没有多大变动。从 20 世纪 90 年代直至21 世纪最初的几年，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大国间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对西方国家政治话语垄断权的外部威胁被削弱，这也带动了其经济话语权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加之新技术的普遍运用，推动了发达国家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美国国内经济经历了长达115个月的连续高速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甚至同时并存。当然，尽管美国经济经历了这轮强劲的增长，但在这种增长的背后，却始终潜藏着一系列严重的威胁。这些威胁既有来自经济领域本身的，比如不断扩大的巨额财政赤字、低储蓄率、过度消费、贸易逆差、负债融资，等等; 也有来自经济领域之外的，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和加剧、社会公正屡受质疑、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持续，等等。

2011年12月16日，Ross Wolfe 采访了David Graeber ,一名伦敦Goldsmiths学院的教师，《无政府主义人类学断章》一书的作者（2004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早期的重要角色。下文即访谈记录。

编者按：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当前公共话语中最讲“政治正确”的两大意识形态，也是近代以来腐蚀人民群众革命意识最甚的两剂毒药。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论战，本站已经发布过相当数量的文章，而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却一直缺乏相对集中有力的批判。自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存在过三次人道主义思潮：第一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第二次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人道主义思潮；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的人道主义思潮。在告别革命的年代里，“人性”自然也被包装成精美的商品供“大众”消费。为了满足恻隐之心，一切剥削压迫都被还乡团掩盖，一切斗争反抗都被复辟者抹黑，以至于有人认为：纵使当权者再腐败，也比极左革命党好。好在历史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鼓吹超阶级的“人性”者，总有一天也会面临这样的抉择：不是站到奴隶的阵营中来，就是站到奴隶主的阵营中去。

诚然，马克思主义脱胎于人道主义，但正是导师们从人道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主义才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空想的“人性”代替不了现实的阶级性，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共产主义学说是关于人的学说，其目的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但是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又何尝会温柔？欲要实现兼爱天下的人道主义理想，我们得先握紧手头阶级斗争的宝剑。

作者： 罗马拾荒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思想史上出现了三本对“西方理性”进行反思的伟大著作：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1939年于日本写就，1941年于美国出版），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写于二战期间，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首版）以及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1952年写就，195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