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虽然本文中间某些对工人的描述和结论都不准确，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应该是作者的材料很大部分来自一些公开的媒体资料，因此仅仅看文章前面可能感觉水平并不高，但是文章后面几节对沿海地区制造工厂向内地迁移的探讨十分有意义。尤其是其中对一些工人斗争政治学的思考，很值得重视。譬如，沿海地区新工人由于基本工资不能够满足生存需要，所以不得不加班，甚至对不安排加班的公司不满，这种情况下，工人有组织的斗争要求就单一化为经济目标；而内地的新工人的现状和未来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如果工人的有组织的斗争从单一的经济要求变为更广泛意义上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对一些额外社会要求的斗争，这种工人斗争就必然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调查、探讨的。

作者： 西乡书生

之前读过法国著名实践派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一书，该书由中国知名社会学家李培林老先生所译。但对书不少多问题和现象我一直感到十分不解和困惑。

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社会学专业青年学子，我对农村有最起码的了解，再加之以往的四次下乡调查。所以，读孟德拉斯的著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许多分析论述甚是精彩和到位，其中对于农村的生产变革和农村社区变迁的分析尤其明显。在文本中，孟德拉斯对于农村社会变迁的力量（新生产工具、新植物品种、新耕作方法以及新的组织机构）作了一种谱系学式的追溯，把农村社会的整个流变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区别于其他只会做形式推理和玩概念的理论分子，在这点上，孟德拉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是十分称职和接地气的。

• 作者：侯镡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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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吴英案件搅动了整个中国，众多学者名流纷纷表态。在这些表态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甚至是一些知名学者把吴英直接塑造成了与“黑暗势力”斗争，为“市场”奋斗的英雄。“民”在这里成了“合法性”的直接来源，似乎只要是非官员，就基本上个个是自我奋斗的圣人和英雄。这种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只要打开中国的一些网站或者微博，类似的观点简直是数不胜数，基本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精英”都被吹上了天——通常以“文化”为理由，各种或真或假的翻案文章将这些人们一个个地都塑造成了圣贤。更有甚者，只要是为这些“精英”们翻案的文章——这类文章通常打着“颠覆”或“真相”的旗号，甚至是明显、有意造假的所谓“钓鱼”文章，就必然引来一群人叫好——尤其好玩的是，这类叫好声通常是以“独立”、“自由”自我标榜的，似乎只要把文革中盛行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对象转换一下而保持整个思维方式不变，就马上白日飞升，从被“洗脑”（这是这类人对待与他们持不同观点的人的特有方式）者一下子进入了“独立思考”、并因此高人一等，在道德上优越无比的“公民”境界，从此可以对他人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这种情况甚至让一些海峡对岸人士感到大惑不解。

作者： 安得猛士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昨天又再度上演了，有见义勇为者、有为国尽忠者，亦有忠于职守者，无不令我深感敬佩。但唯有从事慈善者，尤其是那些衣着光鲜的带着一股子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文明气息的为慈善者令我反感。虽然在各类媒体的拼命鼓吹下，慈善事业的水平似乎已经越来越成为考验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我依旧固执地牢记迅哥儿的箴言——人们啊，要警惕慈善家。

少年中国按：

近期在一场围绕帝国主义话题展开的讲座中，阳和平老师讲到：历史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性质上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进步的、革命的，历史上进步者如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革命者如二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种则是反动的、法西斯的，历史上具体如日本、德国、苏修与美国发动的帝国争霸战争。革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建立在反帝与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受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必然途径；反动的、法西斯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则往往以转移国内矛盾，破坏本国无产阶级自我解放斗争与保护垄断资本为目的，通过矛盾转嫁，在达成帝国势力扩张的同时，也镇压了本国无产阶级的反抗。尤其要注意的是：两类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变的——当落后的新兴帝国在上升期中为谋求瓜分世界利益而挑战老牌帝国的时候，其国内进步、革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常常就会向反动、法西斯的方向转变。